我干地质工作

从1956年春，到1989年秋，从我21岁到54岁，我把毕生宝贵的年华都献给了地质事业，而与自己的家人过着长期三地分居的生活。直到1989年10月，才由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调回了我的原藉江苏常州，在民革常州市委工作，从此结束了我三十四年的地质生涯，实现了与家人的团聚。回顾我的地质人生，三十四年的漫长岁月，留给我的地质情感，还不时地依恋着……

说来话长

我与“地质”的情缘，早在1953年9月，因服从招生分配进入地质部重庆地质学校开始，就与“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对各方面人才的需要，原定三年制的学业提前于两年半完成，我在“矿产地质和勘探”专业，取得了五分制的优异成绩，按学校的允诺，可以选送到地质部留苏预备班接受深造，却因当时地质工作迅速开展需要大量地质人员，西南地质局就在1955年底，统一接收分配了我们这首一届毕业生。同学们满怀喜悦的激情，响应号召，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和同班同学六男二女接受了西南地质局的分配，将我们分配到它的下属单位511地质队，地址：西康省（今四川）宁南县华弹区拉洛村。我们接到人事介绍函，离开重庆前往报到。那正是1955年12月底，到了成都又到雅安，那里原是西康省省会所在地，我们在那里迎来了大雪纷飞的1956年的元旦节，随后坐汽车经石绵、泸沽前往西昌，这是凉山彝族地区，沿途人烟烯少显得荒凉。我们在西昌专署招待所住了些日子，感觉来到了一个荒僻冷落的世界，空气的干燥和天气的寒冷，街面上行人不多，汉人和彝人都有，市面清静，有时见到马拉车在街面上踏着残雪缓缓而过。只有近正午时分，才有人出来晒晒太阳，享受阳光的温暖。我们在这观望等待的日子里，终于盼来了联系的马帮。我们骑着骡马随着马帮向目的地出发了。从西昌经普格到宁南，再到拉洛村，沿着山区小路经过四、五天的行程，在一个夜色朦胧的山坳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从那房屋里闪射出来的光亮，这就是我们需要投奔的“家”——西南地质局511地质队的队部快到了，马帮的铜铃声，叮零咚咙的响个不停传递着信息，地质队里的人闻声而出，迎贺我们的到来，帮助我们卸下行李，忙这忙那，安排住房……。我们来到了这个地质之家，似乎感觉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我的地质人生

从1956年参加地质工作，我就热爱着自己从事的这一职业，对自己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个人奋斗目标。那时初到西南地质局511地质队，以后体制改变成为四川省地质局华弹地质队，再后又易名为101地质队。我把地质队看成我的“家”，我随它南征北战而流动。在早期将近八年的时间里，我从“康滇地轴区”的宁南到喜德，再转战到“龙门山区”的江油、平武、什邡和绵竹等地。那是大跃进的年代，随后又处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先后参加过对宁南银厂沟铅锌矿、宁南华弹铁矿、喜德喜米窝白云岩矿、江油观雾山-太华山铁矿、什邡马槽滩磷矿、绵竹汉旺清平磷矿的地质工作。从普查、详查到勘探的全过程，我作为矿区地质工作者，从综合研究到技术管理，全身心的投入，兢兢业业的工作，受到主管技术领导看重，依我的专长和能力，使我长期身居大队地质科综合组负责日常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从地质设计的编制和实施，从阶段性工作报告到最终勘探储量报告的编定，甚至一些专题项目我都参与，本着“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宗旨，促使自己业务技术不断长进。1957年地质部地科院专家盛辛夫带领了一支“康滇地轴地层研究队”来到华弹矿区作地层研究，我有幸与他们熟习了其中一些搞古生物的研究员，在他们的建议和鼓励下，我写就了参加工作以来第一篇论文《中国中奥陶纪沉积鲕状赤铁矿新见》的地质报道文章，不久在1957年第10期的《地质知识》杂志上发表了，可是却遭来不幸。在那个年代里，强调政治挂帅、强调又红又专，各种政治运动伴随而来，我受到运动的洗礼。什么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只专不红、白专道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本本主义的帽子等等，上纲上线，对我冲击很大。之后，组织上对我作了甄别和谈话，安抚我振作精神，提高认识，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当时的我，自己年轻，钻业务不懂得突出政治，不懂得人际关系，我的处世变得谨慎了。为了改变自己的环境，是主管技术的领导想到了我，推荐我去学习古生物鉴定，工作单纯，联系面也就不多了，我毅然答应决定离开大队地质科综合组工作。1964年春，我到了成都地质学院，在地质部西南地区古生物专业培训班学习进修了近一年时间，回到101地质队后，开始做地层古生物工作，使我感到了专业的单纯性和可研究性，我的地质人生就此开始了新的转折。1966年春，我被调往四川省地质局第三区测队，真正实现了从事古生物专业的梦想，一干就是二十四年，工作地域属地质空白的川西高原和西藏东部地区，在我的地质人生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在区调队的岁月

区调队的前身是三区测队，1965年建队在名山县城西乡水碾坝。队上地质人员缺少古生物专业的，我受四川省地质局调遣，于1966年3月由101地质队调来了区调队，参加1：100万比例尺《昌都幅》区调工作。那时的我，年方31岁，也正是风华正茂之时。来到新的环境，自有一番感受。当时的“四清运动”已将结束，出队前准备工作正在进行。队上从技术工作组织和后勤工作安排，都已周到齐备。从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考虑，又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共同签订了《昌都幅》地层古生物工作协议。出队时，南古所人员的到来，参与到分队小组，在锣鼓喧天的热烈欢送的气氛中，和我们一起出发了，这是我首次出征高原的头一年。汽车在川藏公路上奔驰着，经过雅安，翻越拔海3212公尺的二郎山，再到泸定、康定，直到拔海4225公尺的折多山，已进入了高原地区。五月初的高原气候还让人感到寒冷。我们经新都桥过雅江到理塘，这个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县城，初上高原的人们开始了头昏脑胀的高原反应。天空大气的变化莫测，不时还有暴风雪的突然袭击。驾驶员在迎着漫天飞舞的风雪将我们小组按计划送到了目的地，这就是当时的“义敦兵站”，它处在陡峻山谷的川藏公路线上。我们沿着公路开展了对“义敦群”地层的研究，有分队技术负责文沛然，组长陈功柱、宣传员王金成，小组成员有我和周治国、徐德鸿，还有南古所朱瑞芳、胡兆徇的配合。我们从踏勘、找化石、选定剖面位置进行施测，人人都有分工。一张凝聚着集体智能、又似有立体感觉的地层剖面原始图终于完成了，可以说是我妙手亲笔留下的一张得意之作。“义敦群”地层的划分初步解决了，按照地质工作的“由点到线和由线到面”的工作思路，它向北的延展与“德格群”的关系又怎样？带着这个问题，我受分队文沛然的委派，与刘光斗转战到德格，在前人“百万踏勘组”工作的资料上，从雀儿山下的德格柯鹿洞，沿川藏公路至金沙江边，再进入西藏江达岗拖兵站，作了沿线的地质构造的研究划分，在首次采到中生代三迭纪珊瑚化石的基础上，使“德格群”与“义敦群”的关系和对比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可是，在一场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席卷之下，区调工作暂时受挫停顿、又逐步恢复正常，我也因之有幸多次参加了野外分队小组的配合工作，与邱礼仪、高恒柏、沈其祥、郑裕民、陈功柱等人共事合作，发挥了个人专业特长。除了在路线地质填图，帮助寻找化石、确定地层时代层位，还参与测制了乡城正斗牛场和巴塘中咱地区古生代地层剖面，采集到大量化石标本，为《昌都幅》地层古生物研究取得了第一手的实际材料，由此而感到的一种欣慰，似乎忘却了野外工作的艰辛劳苦。

爱上了我的古生物专业工作

这是在区调队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内，实现着自己的愿望。每年都有大量的古生物化石标本送到队上古生物组鉴定。我在区调队二十四年时间里，在1:100万区调和以后1:20万区调期间，我接触到的珊瑚类化石标本的数量大约六、七千之多。出于我对专业工作的酷爱，我不得不经常到磨片组参与磨片，目的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提高磨片质量，做些实际指导。为了帮助他们对某些化石的结构能更好的理解，我利用制砖用的、粘性很好的粘土，亲手制作了一批模型，在各个切面上画上应出现的构造要素，包括正确方向的切面与不正确方向的切面，以这样的方式作为直观教具，为他们讲课，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磨片制作质量，达到可供鉴定的要求。我面对大量需要鉴定的标本，通过自己潜心的研究，为分队小组提供了大量的鉴定成果报告，满足区调工作的需要。遇上难题，经常下班之后，又重返自己的工作室，悉心研究到很晚。我想，搞技术工作还是要有点钻研精神，不断地出成果，再也不会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着我们的干劲。为了更好地与南古所共同完成《昌都幅》地层古生物合作项目，我和石权俩人多次携带大量的标本前往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参与合作，每次的时间长达数月之久，得到他们的帮助，并建立了一定的友谊，推动着工作的进展。《昌都幅》内古生物化石的特异性，在吴望始的敏锐感觉下，我们在《古生物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首次发表了《四川巴塘、义敦的晚古生代四射珊瑚》一文。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又分别配合邓占球、吴望始的工作项目，是对《昌都幅》内地层古生物的研究。大量丰富的研究成果，图文并茂，描述了川西藏东和滇北地区古生代四射珊瑚化石和晚三迭世的石珊瑚化石。这一科研成果终于在1984年，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以《川西藏东地区地层与古生物》（第4分册）正式出版公开发行，这是《昌都幅》百万区调工作“生产与科研”相结合的一项丰硕成果的结晶。之后，我与云南地矿局区调队黄铭卿合作，共同担当完成了“三江”地区泥盆系地层的研究，编入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区域地层》专著中，于1992年由地质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可以说，这是我“地质人生”中留下的最后的记印。当我正值54岁年华，告老回乡调回了常州，虽然已经离开了地质部门、离开了区调行业，告别了我的古生物专业，但至今仍使我留恋难忘……。

回首往事

在我三十四年的地质人生中，我一直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信念来要求自己，要在顺境和逆境中，正视自己、抓住机遇，就是转机。我从矿区地质工作到区调工作，给了我成长的机会，特别是在古生物专业得到了有“用武之地”的发展。1980年12月，我晋升为地质古生物专业工程师，之后被选进区调队第二届职代会主席团。在这个地质之家的集体环境里，使我对区调队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在野外高原的生活，我们经受了风餐露宿的甘苦，我们也住过藏牧民的牛场，夜晚的天空是满天星星，睡的帐篷底下是青草和牛粪，我们用烧着的干粪取暧，也用它来烧烤我们的食物。只有一个愿望，适应环境，就能生存。在艰苦的环境里，我们野外工作所到之处，也使我饱揽了高原的地质地貌景观，惟有搞区调工作才能因此开扩自己的视野。大自然无限美好的风光和当地的人情风貌，都构成了一幅幅美好的画卷，可惜却没能留下镜头。而留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是区调队中的老同事、老战友们的不怕艰苦的奋斗精神，才是我们取得区调成果的根本，同样也锻炼了我们这一代人。回首我们四川区调工作五十年成就，可谓“成果累累，人才辈出”。展望未来，后继有人，前景更加美好。

完稿于2008年11月23日

章炎生（左一）等，1967年11月在康定折多山合影。

杨乃儒（左一持枪者）等，1967年11月在康定折多山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