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一、加入区调队伍

1965年10月我由成都地质学院古生物专业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二区测队，当时二区测队驻地为广元县河西区，房屋为十分简陋的平房，吹风、下雨都有雨、沙从房顶落下，四周由小山包环绕，没有家属区，结了婚的同志都在附近农家租房住。

到队后，被分到一分队，当时一分队正值南江幅验收前的准备阶段。时任分队长的是李庆玉，技术负责是蔡远松、侯立玮，我们担任表格填写、图表制作。不久，广元队部被三线基地占用，年底搬迁到罗江东山，当时罗江正处于基建阶段，我们被分入基建分队，主要工作是：河边搬运沙石、运石灰、水泥、砖瓦，直至队部修成。记得罗江队部修建的标准是10元/平方米，算是干打垒中的优质品了，家属住房全是泥土填成的干打垒，每户约12-18平方米。

不久，二区测队入驻四清工作队，我们是刚从地质部110四清工作队中出来，知道四清是怎么回事，也从老同志谈话中了解了二区测队的历史。1961年-1962年为新津二区测队、南江三区测队，后来加上绵阳地质队、达县地质队、第四地质队部分人员，成立了新的二区测队，队长贾志斌，总工胡正纲，由一分队、二分队和科研分队，以及实验室、绘图室构成，1962年孙仪亭、郭思良任正、副队长，我也在四清的“洗手洗脸”中得到锻炼。

二、踏入区调第一步—进入绵阳幅

1966年3月25日出队，我分在三分队（分队长王子俊，后为赵友年），刘北尊小组。成员有郑有福、王锡民、严洪俊和我，我们作后勤实习，主要任务是取金属量（取残积土），作后勤工，首站是北川县城（曲山镇），北川座落在青片河（湔江）的峡谷里，海拔653米，县城对面的元宝山高1588米，相距不过2公里，真是望峰落帽，第一次见到这样窄的山谷，山峰，直令人不寒而栗。龙门山主断裂顺沟延伸。我们路线从北川出发经曹山坡（志留系和奥陶系的分界线）到漩坪（进入了茂县群的广泛分布区）。经治城（北川第一大镇）过麂子坪，大鱼口，开平到小坝地，这一路作为四清队员的张云湘总工与我们一道，沿途给我们讲了很多地质构造的认识，使我增加了不少见识，张云湘总工当时已近五十岁（？），还身背行囊，与我们一道观察，当时要求我们行李自己背，还要背10斤大米以防断粮，生活上要求与当地农民同等水平，不能特殊化，当地农民以玉米为主，我们也是以玉米为主，一个礼拜吃一次肉（定量），但我们到农民家，也买点腊肉来解馋（当然只能是偷偷地进行）。在绵阳幅有几件事印象十分深刻：

1、千佛山：位于安县于北川之间，上面庙宇十分宏大（已被破坏），由山顶茂县群中之泥灰岩垒成，环境十分优美，山下有个小湖泊，这里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个重要战役地，据说由红军的女子团据守，战斗十分激烈，英勇地战斗到最后，当时战壕还历历在目，沿着山脊构筑，十分壮观。

2、小园公社：距北川南华山不远，小园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当时还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一年就搬，我们看到后心里十分惊异，社会主义之中还有原始社会，他们的生活，习性都十分令人感兴趣。

3、草虱、蚂蟥、毒蛇，在这个由低山到高山的过度区，雨水丰富，树木繁盛，但也盛产草虱、蚂蟥、毒蛇。草虱是一种生长在草丛中的节肢动物，粘到人身上后，顺着腿往上爬，直到隐私处才下口，一下咬得人毛骨悚然，疼得要跳起来，还要钻入人体，十分可怕。绵阳幅的草虱十分凶，走前头要挨草虱，走后头要挨蚂蟥。旱蚂蟥我是第一次见到，想不到有那么大，那么多，在山上随处可见，只见前面人一走过，蚂蟥像草一样从树叶上，石头下全钻出来，满地皆是，指头粗，两寸来长，全在那儿环绕摆动真吓人，我们只能站在水里石头上，爬到树桩上才能休息一下，就这样一天也要钻几根蚂蟥在脚上、腿上，走到休息地把布袜子脱上来，袜子里全是血水，因为蚂蟥吃好多血，就要流好多血，真是惨不忍睹。

绵阳幅还有一多便是毒蛇多，我们在船栅梁子山上，一条条小山路上全是黑黑的蛇，树上、草上全是，又不怕人，我拿着刀，棍负责开路，打又打不了那么多，也没有精力，只有用棍挟开，还得注意头上。晚上在山坡上搭帐篷，第二天起来，帐篷下又有几条蛇，真是防不胜防。

八月整训，还要检讨那里吃肉吃多了，那儿没有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那一天住房没注意，住到地主富农家里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调入灌县－茂汶幅开展连测

八月整训后，领导通知为了支援一分队，我被调入一分队。那时一分队正承担灌县幅的开幅工作，分队领导是郭传冰、谷安锡，我到一分队后，分配到郭建锁组，还有何应茂和我，组成物化探小组，我还是负责金属量取样，工作区在卧龙（花红树），耿达一带，当时又没有地形图，只凭航片定点，航片效果十分差，阴影多，雪多，定点简直难，上山只有自己带的被子，山又高，大红崖一带4500多米，筛样品，冷、饿、累、湿，是我们最大的感受。

1967年文化大革命，又是茂汶幅连测，我作淘砂工与谷安锡在北川的沟口，茂县渭口、沟口、黑虎，两河口一带，顺沟前行。

文革期间的1968年－1969年，记得1968年12月省局下达找“忠”字石的任务，当时二挺（刘结挺，张西挺）为了表“忠心”，把成都市中心的古建筑—皇城拆了，建忠字展览馆。给我们的任务是找大理石、花岗岩，全队都行动了。李彦敏，王林彰和我，在映秀、汶川，茂汶——找“忠”字石。在茂汶渭门大白岩，我们从陡崖上爬上去，直到大理岩层，没路，刺多，大半天才到，可惜的是大理岩已绢云母化，只有打道回府。

灌县－茂汶幅连测期间，有几件事我记忆十分深刻：

灌县－茂汶幅新发现特别多。在60年代的四川省地质图，除龙门山有零星地质内容外，川西几乎全是空白，我们的脚走到之处全是新发现。先给谷安锡作助手，1971年以后，我作为填图组组长，承担了茂汶幅西北部近2000km²的填图任务，最多一个组月完成280 km²，最多一天翻4800米的高山四座。高原山川秀美，风光绮丽，小组人员先后有：龚守先，候定平，刘秀，严良怀，我当组长时工人有花光荣与蒋邦银。

1、以瓦布梁子背斜，九龙海向斜为骨架，建立了西部构造格构，，新发现有变质的志留系、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老地层，建立了相应层序，新发现了木苏岩体、九龙岩体、三大海岩体，新发现了热河磁铁矿床。

2、详细踏勘了较场坝地震遗址，走访了活着的见证者，较场坝震前为古“蚕陵”县，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口岸，地震发生于中午，太阳强烈，当时割小麦，割鸦片的人都在休息，中午地震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震后发现蚕陵县城安全震于小海子中，只存一城门洞，一石碾，两个石狮子，较场下滑到现在位置（约100多米），形成大、小海子，一个月后海子溃坝，水冲垮了茂县、汶川，直到成都的一些房屋，茂县的一户人家正成亲，水把新人连同亲友全部冲走，水逆行到沙坝以上。

3、中国的“9.11事件。我是指“913”林彪事件，1971年10月份了，突然分队通知不收队，安排我们对1971年新发现的热河磁铁矿进行检查评价，并把其它两组人：张德考、赵全均、刁开祥等都派来，我们修路，搭棚，挖槽子，山上雪越下越大，结的冰棱子有手臂粗，一公尺长，大约用了一个多月我们的评价工作才结束，11月下旬下到维古区上，分队派秦生瑞来传达，可以收队，及私下传达林彪事件，我们才知道不让我们收队的真象，我们算什么，不值得如此。从此事，我们心中明了，谁也不是神仙，谁也不是万能，“万岁”在我心中彻底崩溃。

4、龙门山大断裂带是李春昱老前辈的发现，对它的形成机制，运动方式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1973年我奉命在龙溪、九甸坪一带查清飞来峰的地层层序，当时虹口一带为军事禁区，要特别批准，并带上档案以备查，我们只能到九甸坪。在九甸坪发现了二迭系与三迭系之间的沉积砾岩和鱼化石、植物化石，应为超覆关系，但当时李远图仍认为是断层，把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这样处理了，后我们又在龙溪测制了剖面，发现石炭系是较全的，二迭系宣威赤铁矿之下也是全的，有丰富的化石，是很重要的发现。在工作期间也发现了龙门山铲式断层，断层面向下断层面变缓，变平，这与后来在虹口乡的观察一致。龙门山断裂以中央断裂为界：前山至中央断裂之间应为构造泥砾混杂岩，有序的沉积岩（泥盆系、石炭系、二叠系）都是假像，它们实际上是大的泥砾块体，只不过有些有序，有些无序而已；中央断裂至后山断裂之间为变质岩与岩浆岩的泥砾混杂岩，为大陆内碰撞带所形成的特殊地质体。

龙门山断裂带，最早形成于印支期，经燕山―喜山期强化，最后定位只距现代2万年，那时已有人类活动。现在龙门山又处于另一个活跃时期，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距有资料说本次5.12地震使珠峰升高几厘米，龙门山升高4米，左右移动4米，成都平原上升十余厘米，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能量释放，只有经过较长时期的运动，才能达到新的平衡。

四、承担马尔康幅

1974年底，由于灌县―茂汶幅报告编写，李远图暂脱不了手，分队决定由我任分队综合组组长，处理马尔康幅的开幅工作，综合组成员还有戚铮和李彦敏。1975年进行开幅踏勘，首先将西康群重要剖面列入踏勘范围，北到甘孜罗锅梁子，重点是炉霍的如年谷，道孚的双沟，对草地群也进行了了解，使我对西康群有切实的了解和理解，它就是被动大陆边缘浅海→深海（雅江）的砂泥质沉积——浊积岩。

1978年调入大队构造专题，承担丹巴幅的构造研究工作，主要是对道孚一带的构造和丹巴—水子—白沙河—铜炉房—白土坎一带小构造进行研究，经过仔细观察，详细测量，我们基本查明了丹巴至白土坎一带的构造形迹特征，归纳为：丹巴复式逆冲翻卷构造，有大量素描图、路线图和描述。

1978年8月搬迁到名山水碾坝，那一天倾盆大雨，雷雨交加。

（下）

1978年罗江二区测队和名山三区测队合并为四川区调队。书记：孙占彪，队长：高永泰。我先在地质科，后调入七分队，分队长黄友智，技术负责李中海，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认识了很多东西。

1978－1982年参加昌都幅的总结工作，参与编写《川西―藏东地区地层与古生物》一书，作者有：李中海、辜学达、杨胜凯、朱占祥、黄盛碧、吴廷漪，是区调队出的第一本书，后获省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我最困难的时段，1982年，女儿辜寄蓉突患骨肉瘤，如晴天霹雳，打得我几乎站不起来，好在区调队同志们的帮助，使我克服了困难，女儿的病得到了医治，后来上学又得到了队上的帮助，使他完成学业，并得到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不能不感谢队上有关领导、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当然她自己的努力是决定因素。

1982-1985年区调队与高原所、云南地质局部分人员组成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区域地质志编写组。区调队有毛君一、辜学达、朱占祥直接参与，我收集云南西部、西藏、四川西部三叠系共约150余条剖面，了解了三叠系在中国西部的分布规模，特点，与构造的关系，写出初稿《中国西部变质三叠系》，约100万字，出版了《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区域地质志》，后也被评为四川省科技成果三等奖。

1984-1987年，按局队安排参加《四川省区域地质志》编写，任编委和地层组组长、主任工程师。地层组槽区编写人员有：辜学达、朱占祥、李朝阳、杨胜凯、肖兴铭。经过三年编写共完成初稿约五十万余字，最后成稿近三十万字。经踏勘、资料收集、整理使我对全川地层区划、分布特点、化石产出、存在问题有了较明确的体会和感受，通过该书编写，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地质学就是一门关于地球的哲学，因此实践是最重要的手段，一切地质学说都必须得到实地的检验。该书后被评为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1988-1991年我又重新回到区调工作第一线，1988年评为高级工程师，1988-1989年担任茶洛―阿冬纳两幅1:50000区调，这两幅是局在西部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的试点，主要是组图试点，岩浆岩采用单元、超单元填图，深入进行地球化学研究为找隐伏矿产提供了思路和方法。通过对两幅图的研究，使我了解了岩石地层的涵义，通过学习，把岩浆岩单元、超单元的认识深入一步，并在实践中掌握和运用了这一方法，这些都在验收中得到了肯定和赞扬，并获好评，同时对茶洛地热进行了评价和研究，并写出了报告。1990—1991年又承担了白玉地区四幅联测任务，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将图幅负责人交由范晓、周幼云、何扬担任。这三位同志工作踏实、认真、基本功扎实，爱学习。他们是能很好完成任务的，我也准备放手在工作上有更新的举动，谁知新的任务又落到我的头上。

1992年省地矿局要求我参与全国岩石地层清理和编写《四川省岩石地层》一书，该任务分两片工作，盆地由局科研所刘啸虎同志负责，川西由我负责，组成成员有：李宗凡、胡金城、黄盛碧、李朝阳，后李朝阳同志失踪，不知去向，由我们四位完成，辜寄蓉同志完成地层数据的建库和录入等繁重工作。四年经踏勘，资料收集，综合研究。重要课题讨论，共编写出近百万字的报告，收集剖面，建档共数千条，废弃地层单位数百个。最后由辜学达为主，李宗凡参与，编写出《四川省岩石地层》约90万字，经部验收评议，被评为西南地区第一位，全国第七的好成绩。出版后供四川的区调人员使用，均获好评。在此同时还参加了省地矿局组织的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的踏勘、评价及报告编写，以及旺苍县旅游规划设计，这些都是抽时间挤时间完成的。

年底因形势所迫，而退休，但也算划了个圆满的句号，95年被评为优秀高级工程师。

退休后中，即投入到观赏石、矿物晶体、古生物化石的研究、评价与开发之中。98年为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立项，后作为第一批国家地质公园报批，进京进行答辩，后作为国家第一批地质公园而得到批准。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是作为巨型推覆构造的典型而得到确认的，先后为中央电视台、中央科教电影制片厂、四川电视台制作龙门山国家地质公园，龙门山风光片，负责编稿，现场讲解，并于1999年－2002年参与我国重要矿物晶体的特征及产地和产出状况的研究，由骆耀南总工主持，赖绍民和我等参与。

总结几十年的地质生涯，有些事总环绕于心：

1、几十年的工作中，与我相伴走来有很多好同志，记忆深刻的是一分队6组的同志们，他们与我共同奋斗了五年，完成了茂汶－灌县幅繁重的填图任务，我们工作区几乎全为无人烟区，山大，有4500米以上的山峰38座，最高近5000米，没有路，最险是翻茂县石大关与较场交界的九指叉，山势笔立，人在山上只能坐着一步一步的移着走。还有木苏到后村，要翻4000米以上大山三座，深切割区，又发现了木苏岩体，树密又没有路，只能顺沟行走，衣服全部被打湿，走到天黑也没有找到一个稍平的地方，只有把帐篷架在竹林上，人在底下，又没有吃的，没有水喝（因在陡崖上），后勤人员刘秀把我们的一块红糖拿出来，红糖有10厘米见方，开头大家还能下嘴，后来嚼成园球状，想吃也无法，真是遭罪。记得地质科王成祥正在小组蹲点，他对小组同志的团结、工作精神都很佩服。还有就是当地的政府和民兵，我们出野外都请当地的民工，为了方便都是由当地乡村派民兵给我们背东西、带路，但由于我们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太过于艰险，民兵不愿意时，当地也指派一些地主富农家的子女来帮助工作，在后村九龙有个陈新龙，他给我们工作了较长时间，他就是原后村土司陈伴尔甲的儿子，他们都十分吃得苦，给我们很大帮助。在我后来的工作中先后得到郝子文、骆耀南，陈茂勋，方飞龙，赵友年，李中海，黄友智，王林彰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是十分感谢他们的。

2、我十分感谢我的亲人们，我是地主出身，土改后一贫如洗，都是由哥姐来供我读书，他们工资也很低，但几十年如一日的供给，没有任何怨言，我必须对我的哥姐道一声感谢，他们是辜学莲、辜丹、辜学广和辜学菁，这也是我学习的动力，我在学校十分用功，在地质学院学习中取得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还应感谢是我的家人，夫人黄盛碧，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学习优良，她和她的家人没有瞧不起地主子女，从结婚起就一直把家里搞得井井有条，把女儿培养得十分优秀，对工作兢兢业业，家内勤劳认真。俩个女儿先后学习获得博士学位，在各自家庭中生活幸福，是我最大的安慰。

3、从工作始，我就十分投入。完全进入工作状态，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不怕苦，不怕累。我的工作区，经队、分队各级检查都无异议，与周围小组接图：分队内与范隆清小组与何绍富小组，与二分队唐维民小组在较场一带，与杨锡重小组在黑水子木林一带，与何书成小组在黑水红岩一带都是一次接图成功。在龙门山一带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地层、构造问题。在后来的编书写作过程中，也十分仔细，认真查阅资料，仔细研究对比，对前人的著述都要认真领会，吃透，有用的、科学的结论一定用于著作之中，并把新的理论不断吸收用于书中，尤其在《四川省岩石地层》一书中，打破前人观点束缚，用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归纳，总结资料，提升，用活的方法处理死的材料，因此该书中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看法，得到领导、同行的认可和赞赏。

虽然如此，但本人确未得到任何领导的表扬，更没有奖励，但也没有得到过批评和处分。

终其几十年的地质生涯，没有虚度，也没有浪费青春，为人民为祖国勤奋工作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