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2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10月9日晚宣布毕业分配，我系10人（九男一女）同专业同学被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广元河西区）。我们九位男同学均在10月15日前后到广元河西区队部报到。

我从事过1∶100万和1∶20万区调工作，当1984年顺利完成了四川省1∶20万区调工作后，我离开区调队返回到成都地质学院任教。

我这个并非终身野外的区调战士，干区调亦有二十多年。在四川区调队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回想起以往从事区调工作的点点滴滴往事，感慨万千，笔录下来献给四川省区调队成立五十周年。

一、区调第一课―劳动锻炼

1962年10月18日中午，我刚到队里的第三天，我们九位同学正在吃饭，队长兼书记贾志斌端着饭碗来我们面前，一边吃着饭，一边和我们拉着家常，问我们生活是否习惯。同时还告知我们：那年全队任务完成得都很好，只是槽探任务尚未完成，希望我们承担这项任务。我们当即愉快地接下了任务，不过那时刚到队上才几天，缺少生活费，望队上能借点钱以作生活费，队里借了我们每人10元钱。

没两天，我们九位乘队里的南京牌货车前往南江县文庙的一分队。分队派两位老工人和我们一道完成这项工作，其中贺伦任组长，准备了一两天即前往官坝。货车从南江县城向北送了一段，即公路尽头的沙滩。雇了点民工背粮食、工具，我们背行李等，步行经麻城，翻山越岭到官坝。

槽探线布置在米仓山海拔1100多米的山坡林中，我们向当地老乡了解怎么去后，第二天即上山挖槽子，上山后住在一老乡的窝棚附近。记得住地有坡度，帐篷下垫一些小树枝，铺上油布即睡在上面。那时我只有一床单人老铺盖，没有垫絮。我们在老工人指导下挖了几天，挖好一条探槽。小组缺粮少菜，小组派我同李文涛两人下山到官坝取粮买菜，并背上山。十一月的米仓很冷，仅穿一条裤子，特别是早晚感到冷，我们没有叫苦叫累。挖好二条探槽后下山到官坝，再转移到上两乡牛鼻孔，住在一老乡二楼的地板上，给我们布置槽探线的技术人员住在乡上，说等我们挖好后来验收。那时从事体力劳动，一天消耗很大，年轻的小伙子饭量又大，造成粮食不够，向老乡买玉米面做饭吃。那里的交通不便，玉米运不出去，很好买。

在牛鼻孔挖好两条探槽后，可能探槽的土石方量不够，技术人员在一块菜地布置了三条探槽子。挖完后收回到南江分队部，等车回大队部。我们九人分配到广元朝天第二分队工作，后来女同学也分配到二分队。

二、采集员

1963年初，为调查平武南半幅（1∶20万）地质空白区，二分队组建一个百万小组，由杨乃儒（组长）、种继唐（助手）、杜其良（采集员）及三名工人组成。

野外工作由平武县城一带开始，途径徐塘、豆叩、陈家坝到北川县进行路线地质工作。在北川休整时，队又派卫之沛来到小组工作。小组又从北川出发，途径漩坪、冶城、片口乡、泗耳沟路线进行地质调查。

填图中要采集陈列、薄片、光谱等类样品，规格为3×6×9厘米，有的陈列样队要求按6×9×12厘米采集。6×9×12厘米样，砂岩、灰岩尚好打，板岩、千枚岩等就难打，往往多次敲打，边打边用钢卷尺量，直到符合规格。我在采集样品过程中不但找新鲜的基岩，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采集方法。

在片口－泗耳沟一带工作，请老乡带路。有一天沿一小沟上行工作，因坡陡林密，老乡也找不到路，到天快黑时仍未上到山顶，只有想法找一个能容纳几个人的地方露宿。在河沟的上方找到一块比较平整的大石头(约2-3平方米)，勉强可以铺开行李、煮饭。有的准备做饭器具，有的去砍柴，用水则用绳提着锅就近在一侧的河沟水中提水。吃饭倒是解决了，而晚饭后休息却成了难事，背向山坡的同志，可背靠山坡烤火入睡，而面对山坡的同志，却是提心吊胆，深怕睡着了一不小心滚下河中。并且，林中取火要特别注意安全，不能引起火灾。那晚，我基本未能入眠。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全体人员往山顶行进，终于在八九点钟到了山顶，在山顶一看，有块庄稼地和一户人家离山顶不远，我们向老乡说明情况，希望能在他家休息，户主接纳了我们。因前一晚基本未睡，很困，我们一起休息到下午醒来，参观老乡的木架房，屋顶是用石板盖的。我们在盖屋顶的板岩中发现了许多贝壳类化石，说明它是用三叠系的板岩作的材料。那位老乡家里养有桶蜂，我们有人不慎触打了蜜蜂，结果受蜜蜂攻击，身上肿了一大片，老乡教我们用盐水擦伤处即可缓解肿痛。

在野外工作即将完成之际，组长派我和卫之沛运送标本到北川县城，剩下的人则完成最后野外任务。我和卫之沛各自背着装有70－80斤样品的地质包和自己的行李往北川前进，每天能走30来公里，背累了就靠路边休息一会儿。经过三四天的艰苦奋斗，我们两人终于到达北川县城。在县城等待小组后面的同事，他们到北川县城后不两天就收队了。

三、诸多区调技能实练

区调新战士要想学会、提高区调诸多技能，必须踏踏实实地仔细观察分析，虚心向老同志学习请教，同时结合实际学理论，学以致用。还应树立“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思想。

1964年为川西高原省内地质空白区进行1∶100万区调做准备工作，二区测队成立百万组（分郑裕民、杨乃儒两小组）。我们小组组长（杨乃儒）承担茂县－松潘地质剖面及松潘马拉墩、里弄路线和松潘－川主寺－黄胜关－墨洼－瓦切－唐克－若尔盖等路线地质调查，那时茂县―松潘还没有公路。

这年野外工作中，主要承担剖面和路线地质作图，松潘牟尼－里弄路线因组长身体欠佳，我在组长指导下做了部分记录。不能忘怀的事有：

其一，在较场坝（原叠溪县）南北测剖面时，采访到1933年8月25日发生的7.5级地震幸存者。说是中午时分，地震导致岷江两岸山体垮落，压堵岷江河，县城皆埋，在城北西侧形成大小九个海子，岷江下游断流四十天，县城南城门仍残留可见。该县是汉藏间的重要关口，来往客商多。地震中死伤多少人，未访问到准确数，只知县城震区救活13人，加上出去做生意或上山挖药材，总共仅50多人。

其二，步行沼泽地。松潘往北、往西是沿公路进行调查路线，到墨洼乡西，请了两位藏族老乡及两匹马驮行李，我们自己背工作用品。沼泽地行走，脚必须踏在较硬的块体上，比如草疙瘩，否则陷入沼泽。若陷入沼泽，只有平卧，增大接触面，想法将脚拔出并到硬的地方，再设法站起来，马由老乡牵着走，亦发生一匹马失蹄而陷，赶忙一人拉缰绳，一人拉尾巴，立即下驮子（即所驮的行李），将马拉起来牵到安全地方，再把行李驮上继续前行。经过大家努力终于在天黑前走出沼泽地，顺利到达瓦切乡和唐克区。

其三，在唐克（沃木曲与黄河交汇口东侧）学习用牛粪烧火做饭。初学很不容易烧燃，烧不出明火全是烟，后用牛皮鼓风器助燃，才知道用牛粪烧火做饭也是要有技术的。

在唐克等来了送粮的队车和大队葛队长，队长和我们一道观察了一些路线，尤其是我们在唐克东侧公路拐弯处的板岩中，发现了丰富的双壳类化石，主要是晚三叠世的海燕蛤，“草地系”地层中也发现了双壳类化石，为解决“草地系”和“西康群”的关系提供了证据。

其四，在汶川参观了郑裕民小组所测汶川－理县剖面。九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下午，省汽车三队找到我们百万组打篮球。那时的口号是“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然而就那次比赛中，我却被对方一胖子故意用手肘打中两颗上门牙，后才知道是我方后卫比赛中无意中将对方队长的脚崴着了，胖子才故意伤人。到县医院治疗，医生均下班了，幸好老院长为我将门牙复位，但却长了一截，又是活动的，痛得我泪水直流，吃面条全靠喝进去。九月底收队途中，在成都川医牙科医治，采用钢丝加固。

1965年我们百万大组一行15人共同踏勘乾宁－甘孜－德格金沙江路线。中途在甘孜讨论侏倭日郎达沟剖面，意见分歧较大：郑裕民认为倒转的单斜构造；我等人提出了是褶皱构造，很可能是倒转向斜。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在甘孜－马尼干戈，15人拉着板车进行踏勘，进度缓慢。兵分两路：杨乃儒率杜其良、王忠实、马最良从马尼干戈沿川藏公路翻雀儿山工作到柯罗洞，每天20公里，实地记录，我在野外用米厘纸作路线地质图。有天中午在雀儿山道班吃饭，全是生的，饭没熟，因山高煮不熟饭。到德格后还花两天参观了郑裕民踏勘的柯罗洞－德格－岗拖段。

在德格，因队告知要按1∶100万图幅进行安排，百万组分成四小组，郑裕民等人测德格剖面；杨乃儒等三人踏勘马尼干戈－石渠路线；葛稀等人踏勘岗拖－江达－昌都路线；侏倭剖面组：组长由行政人员王景锐担任，技术负责张能德，记录杜其良，作图何应信，采集巴光进，工人谢国璋。剖面测制过程中难忘的事有二：

其一，惊险一幕。开始从北东往南西测制日郎达段的第一天，张能德等人测剖面，我和巴光进上如年各山脊向东山脊追索二叠系与三叠系地层的接触关系及下三叠系统地层。两人上到山脊往南东行进途中，突然乌云密布，惊天大雷响起，雷击地面，火光在两人身后两三百米滚动。两人拼命往前跑，差点甩掉铁锤，我们两人跑到了牛场，进入帐篷，安全了。如年各山脊，每年多有牦牛被雷电击死的先例。雨后天晴，两人继续去南东山坡调查。

其二，有所发现。测制侏倭剖面第二天开始由我记录，工作中，仔细观察地层的沉积特点，寻找化石及其埋藏情况、变质作用形成的层劈关系等诸多方面，证明日郎达沟中上部地层倒转，下部地层正常，确认日郎达沟三叠系为不对称的倒转向斜，并将新都桥组分为两岩性段。这一认识，实地验收中得到认可，而且1∶20万区调也认为是正确的。

总之，区调野外训练实际技能，包括了采集样品、野外作图、野外记录以及其后的室内综合整理全方位训练，才能胜任野外实际调研工作。

四、区调中难忘的往事

1965年底，四清运动学习，其后1966年开始任野外地质组长，参与1∶100万昌都幅区调填图工作。

（一）初当组长

首次出任野外地质组长，测制剖面和填图工作。虽然在道孚、德格马尼干戈、玉隆地区剖面和路线工作中有新的发现与认识，比如德格玉隆志留系地层的发现及玉隆南红层（第三纪）中发现丰富植物化石。但在此次工作中发生了一次不安全事件。有一天路线调查中，我向卫之沛打一个前进手势，却不知他在后面下了马在测量，我骑马慢行，当他上马时，两马有一段距离，他的马为追赶我，在老卫尚未骑好就狂奔，将他摔下马，手脱臼。那时我们人年轻，不懂脱臼复原的技术。只有将他送到川藏路上等车送甘孜救治，连中饭都未吃，工人陪他到甘孜军医院，其他人下午回马尼干戈兵站，准备送钱到甘孜。

其间，还经历了在道孚测剖面后，翻党岭山填图路线时，因积雪较厚马滚下山坡而动脉受伤，既要照顾伤马，又要按计划完成工作。特别是助手何应信调出任其他组组长，来了一位女大学生，又要保护她的安全。马尼干戈、雀儿山地区填图时，亦因老卫受伤住院，这位女同志也只有随组参加填图。对她的安全，我时常惦记。

（二）带病野外工作

1967年乘车途径雅江、理塘、巴塘到达西藏芒康县城，在尚未落实住宿的情况下，芒康县篮球受好者找到我分队联系篮球赛事，当时我们的行李还在县政府的会议室。我们还是举行了球赛，在高原上打球感觉很累，打完了球，去会议室休息，一会就睡着了，只是当时会议室里太通风，我感冒了，这给我的野外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虽然在县里看了病，拿了些药，但病情一直没有什么好转，有时连稀饭都吃不下。而我们却要每日路线填图，同时高恒柏、邱礼义两个组平行北上填图，要在预定的时间到达贡觉县会合，只能带病坚持工作了。所幸的是，经一个多月时间的奔波，我的病慢慢的缓解了。

当我们三个组在贡觉联图时发现与原来预想的方案出入较大，大队派出谭庆鹄来检查，最后决定三组人员与他一同调查莫洛―江达县波罗区南―贡觉相皮路线，统一认识，记录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之后又与高恒柏小组复查阿旺―木协―雄松路线，而后到达江达县集中并完成江达地区的路线调查。

在江达分队检查验收后，大部分人员收队回名山。郑裕民、樊培银和我三人还到江达以北复查了两三天的路线，其中一天晚上露宿在老乡帐篷外的草地上，十一月初的夜晚天空晴朗，繁星点点，只不过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满头都是霜。

（三）服从安排

1973年到得荣幅进行1∶20万区调。我的工作在金沙江东岸得荣县至巴塘贡波乡一带测剖面和路线。这一带交通不便，得荣县不通公路。金沙江边海拔1900多米，山脊海拔四五千米，道路崎岖，坡度较大，有的地段无法骑马，雇马也很困难，一般只有几匹马驮行李、粮食、帐篷、炊具，人多为步行。

在贡波测制剖面，因是新的地区，地质特征只有通过细微调查，逐渐认只。中途我和马帮回得荣县补充粮食和经费，我在邮局得到电报（告知父亲已于8月14日病逝），这时已是父亲逝世一个多月后了，心情非常沉痛，汇了40元回家。我将小组所需物资运回小组继续工作，晚上却伤心流泪，怀念父亲，但没有影响工作。完成工作任务返到乡城分队部。当时王忠实因身体欠佳尚未完成，分队让我等人去协助。分队收队时，派我和傅德明到下关的云南区测队，昆明的云南地质局收集资料，办好后途经成都回队。不久，分队又派我和袁必崇、谢国璋与古生物组章炎生送古生物化石样到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并参加磨片，连春节都是在南京过的。南京冬天寒冷，有时大雪，公交车上链条才能行驶安全。春节后，又派谭庆鹄到南京，直到完成任务，拿到各门类鉴定成果才离南京返队。

回到名山后，我这才有机会请探亲假回邻水料理父亲的落葬之事。的确，为了工作，父亲之事一拖再拖。

（四）有所前进

1∶100万、1∶20万区调中多有发现，都是在前人工作基础上，认真仔细地调查研究取得的。1∶20万理塘、稻城、贡岭幅联测中，1977年我组测制桐翁剖面，在1∶100万区调时毛君一所测通坝剖面资料基础上，实地踏勘落实具体实测线路，再进行实测。实测过程中，仔细分层，逐层打化石，不但在下三叠系统地层中发现了丰富化石，证实下三叠统的存在，还为划分上下两个阶提供了依据。并且，在桐翁村东边的马索山、三珠山新发现了中三叠统，采得丰富的化石，并划分为两个组，（见《川西木里桐翁地区中三叠统的发现》一文）。

1981年，和郑裕民一起在木里水洛乡店满发现下奥陶统地层中二叶石、笔石、腕足等化石。次年到朱家刚小组，在水洛一带测制剖面，发现了呷里降的震旦系，邛依沟口附近的志留系，并将下奥陶统地层厘定为人公组和瓦厂组。1982年8月，我、吴远长、郑尚琴与南京古生物研究所的郭双兴、刘耕武及李柏合作测制热鲁剖面，最初只知一个化石点，通过仔细观察、敲打，发现了多层植物化石（包括叶、花、果等化石）及介形虫、昆虫翅膀等。并将热鲁地区第三纪植物划分为两个组。我在野外工作中历年都有古生物化石发现，全靠野外观察仔细，剥层理找化石。

（五）死里逃生

1978年我组在1∶10万木拉区幅进行化探工作。第一阶段工作到下木拉乡南京牙依河上游，河边海拔2000多米，山上海拔4000多米，要沿河下行取样，坡陡无路，马不能去，加上粮食短缺。由我和杨运生及翻译、马帮老乡共四人步行去，沿河北东岸往下游而行，遇陡崖就往上爬后再下到河边，工作一天在河边露宿烤火过夜。第二天早上烧开水，水开后，支撑水壶的木柴烧断了，开水倒出，正好淋到老乡脚上，把脚烫伤了，放他一人回去我很不放心。为了安全起见，让翻译和他一起回去，我和小杨继续前行工作，分手时，他还给了点粮食给我们。到第三天中午，见一大树横倒在河的两岸，两人小心的顺树爬过河，到了南西岸工作。下午顺一支沟上山，无路，穿树丛，经常摔跤。加上几天都是阴雨绵绵，衣服湿透，晚上烤干。上到小沟中上部天晴了，见到一只小鹿在草坝吃草，可我累得连喊一声的力气都没了，五六点到了小沟的三叉口下准备过夜，这时我发现罗盘掉了，又沿来路找了高差100多米的距离，却没找到，天也快黑了，只得又往上爬。那晚我们将仅有的粮食和茶叶都吃光了却才只是个半饱，剩下的只有点盐了。第四天天亮，我们两人头都有点昏，因断粮只有立即上到三叉河口一带将三条沟的样取了。我们继续往山上爬，考虑到小杨仅20岁，又是实心脚不便走路，这几天的样品由我全背，他只背点轻的。经过艰苦努力，爬到了大路上坡处，总要比无路好走，每走十多二十米的坡路，都累得想坐下来休息。而我深知，一旦坐下休息很可能再也起不来，死亡的危险更大。为了节省体力以求生存，哪怕再累，只能站着停留休息一下，继续前行。尽早的赶到山脊草坝牛场（地形图上有牛场）。我是党员又是组长，必须将他平安的带回去。我走在他后面，保证他的安全，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努力，上到坡顶草坝大路。可草坝没有人，也没有牛―牛场已搬家了。两人在较平的路上稍轻松些，沿大路往北西前行，翻越了三座4000多米山垭口，终于在下午三四点钟翻过最后一座山垭口下山。然而下山途中，我们两人的脚都疼得厉害，可是再疼也要继续走，停下脚步就只有等死！直到再走了四个小时，我们终于看到了藏民住宅，第一户人家没同意接待我们，还好第二户人家让我们进门。这一天，一点饮食未进，山上又无水可喝，小杨比我好一点是途中挖到一根虫草吃了。在老乡家吃上了饼和清茶，解决了生存问题。看着那身后走过来的大山的黝黑身影，想着一旦没有坚持地往外走，就很可能将命丢在了那里。

五、遗憾

我这个党支部委员在1979年为了培养工农兵学员，退居二线当采集员，让林绍玖当组长。野外工作路线，剖石测制，剖石记录全由我进行指导。

那年所测木里、稻城交界的老灰里剖面，涉及到一套钠长片岩，它假整合/微角度不整合伏于泥盆纪地层之下。对这套片岩的变质构造特别是重褶皱研究不够。1981年与技术负责郑裕民进一步研究，追索老灰里剖面这套变质岩时，对重褶皱研究也不够。但认为它有属前震旦纪的可能性。

联测报告时将此套片岩取名为恰斯群（或称里雪畏群更恰当）。这套钠长片岩与上三叠统的变质火山岩，在组成、结构和构造上，具有显著差别；钠长片岩重褶皱相当发育，那里研究太差，是我终身憾事。但是，那种将物质组分不同，构造不一致的地层人为地划在一起，归于较新地层的做法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