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区调队的几个基地或大本营

区调队是地质部门流动性最大的队伍，很长时间没有稳定的基地或大本营，区调人在工作中日复一日的过着高度流动的生活，即便是冬季收队了，仍然常常是居无定所。

▲成都旅馆

1959年末，成都旅馆成为甘孜区调分队第一个大本营，说它是个大本营是因为它仅是一个临时集聚的场所，调入甘孜区调分队的人员到此报到。随着调入人员的增多，逐步增加租住房间，人员到齐后，在旅馆里二楼共租住了4-5个房间。每个房间有4-6张床和一张小桌子。每个人的床位都不是很固定的，桌子多给画图的人员使用，其它人办公大都趴在床上。借来了许多资料与图书，也堆放在床上或地板上。人们七手八脚忙忙碌碌，在这里编写了1960年度的1：100万区调设计书，洋洋数十万字。人们进餐多在底楼旅馆食堂或附近的地质局招待所食堂或到处“打游击”。有时去斜对门的晋阳楼吃山西水饺或到玉带桥吃米凉粉或到西玉龙吃山东烤馍。在这里共待了三个多月。

成都旅馆是个五层楼的四合院式建筑，现在已经没有了，原址在文武路与草市街的交叉处。

▲康定二道桥

康定二道桥位于康定城北，它是雅拉河上第二道桥，故名。二道桥因有个温泉洗浴场而闻名遐尔。四川省地质局甘孜地质队就驻扎在二道桥附近的山坡上。当时，甘孜区测分队缺乏行政资源，其财与物地质局托四川地质局甘孜地质队代管，因此，四川地质局甘孜地质队就名副其实的成为甘孜区测分队的大本营，队上给了甘孜区测分队几间平房，做为住宿兼工作的场所，但甘孜区测分队在这里驻扎的时间并不长。当时，苏联区调专家戈尔金来康定指导区调工作，前后不足一个月，以后出了队就再也没回到过这里。

▲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

1960年10、11月，甘孜区测分队陆续收队，队伍集中在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位于成都市西安中路北边的三道桥，对门就是王建墓遗址。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的位置虽说在一环路之内，但在当时却处于城市的边缘，它的四周都是农田，望出去一派田野风光。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大院宽阔而幽静，里面排列着二层楼单元式建筑。甘孜区测分队租住了一个单元，内有5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都安排了几张床，住宿办公都在一起。甘孜区测分队在这里驻扎了4-5个月，编写完成了1960年度1：100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以及1961年度区域地质调查设计。

▲新津县

1961年3月中下旬，根据四川省地质局的指示，以甘孜区测分队为基础组建了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3-9月期间，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没有固定的基地，直到10月份才确定了新津。10、11月陆续收队，队伍集中在新津县基地。基地地点听说是原新津县检察院的旧房，原来是土改时没收地主的房子，位于县城的中心。房子不多，最里边有个小天井，天井的后边及左右各有两间瓦房，墙壁与地板都是木板的。党政工团“近水楼台先得月”，各自占了一间，另外两间是绘图室。天井前边是个大客厅，水泥地板，足有60-70平米，野外回来的四个分队的人，各占领四分之一，大多铺了地铺，夹杂一些老式桌子，就是办公桌了。

笔者回队后再也找不到地方铺地铺，夜里我就把地铺铺在绘图室地板上，天不亮我就起来把铺盖捆绑好放在一边，一个多月谁也不知不问我睡在哪里？直到有一天半夜一位绘图小姐进绘图室时踩到了我的脚，猛烈的大叫了一声，惊动了所有人，此后队领导才给我安排了一个住处。回队更晚的人更找不到住处，有的住县政府招待所，有的住学校等等，各显神通。

行政与后勤办公室不够用，在县城的北门外临近岷江边找到两排草房，其墙壁由竹片编织，四面通风。

新津县居住约半年，在这里编写了1：20万与1：100万1961年度区调报告。

▲南江县文庙

南江县文庙，是1961年南江第三区测队基地，后来成为广元第二区测队一分队后勤基地。

南江县由于是“通南巴革命根据地”而享有盛名。南江县的县城在那时很小很小，直径大概不足200米。位于南江河西岸的一个小平原上。临近抵达南江县城时，公路突然转了一个小湾，县城才能尽显眼前。“好个南江县，走拢才看见，公堂打板子，四门都听见。”——这是南江县委书记1957年发表的散文——《红色的南江》（载《人民文学）里所描述的南江县当年的写照。

出南江县城东门，小船摆渡过南江河至东岸，再爬上一个陡而高的山坡，之上是一个开阔平坦的台地——这就是文庙之地。文庙也称孔庙，过去是进行科举秀才的考场，或是先生教书的地方。当时，供奉孔老夫子的大厅尚在，还遗留一些砖木平房。在其间开阔的平地上，新盖了两排以木头做支架，竹篾笆做墙壁四面通风的房子。这些就是第三区测队的人员当年办公、学习、工作与生活的地方。

▲广元县河西：

1962年，国家遇到空前的经济困难，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上级的要求，队上精减下放了（退回家）许多在职职工。当时，队领导政策执行的可能有些左或比较随意，将几乎全部工人及部分行政人员、部分中专毕业生和少数大学毕业生精简回家。因此，地质队伍大大的瘦身，人数骤减了一半多，工作任务也大大精减了。1962年5月，四川省地质局将队伍进行了合倂，原来的第三区测队整体及绵阳队的部分人员合倂进来，仍叫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胡正纲、郝子文、廖升学、李小壮、廖光宇、崔维良等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进入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当时上级下达的任务也大大减少了，只有“南江幅”与“广元幅”两个1：20万图幅，因此，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从新津县迁往广元县就势在必行了。

广元县河西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距广元县城7.5公里,距广元火车站3.5公里,虽然有公路,但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往返皆靠步行,理发、洗澡、寄信等都要步行进城办理，十分不便。队部的房子原来是做什么的至今我也没弄清楚，都是单砖瓦房，泥巴地板，与农民的房子没有什么不同。四周都是农民的土地与住家。所有的人，上至书记队长下至普通职工都一律是办公室兼作卧室。房子不少，但很分散，河沟的南边山坡上有五栋20多间，后来在河沟的北边山坡上找了更多的房子。河沟的南边与河沟的北边，房子相距约1公里。每逢下雨，到处泥泞不堪，行路艰难。夏季，蚊虫集聚，防不胜防。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党政管理机关，化验室、岩矿鉴定室，地质资料室等都在这里。一分队驻南江县文庙，二分队驻广元县朝天，一年四季不收回。在广元共住扎了约三年半，1965年开始迁往罗江。

▲罗江东山

这是区调队第一个有真正意义的基地。罗江本来是个县，行政区划调整时，改为德阳县的一个区。罗江，历史悠久，三国时叫雒城。《三国演义》里的许多故事出典在这里，我们到达罗江时，罗江城的城墙城门，白马关上的白马，落凤坡上的庞统墓，张任庙里的张任塑像，金雁桥等都还完好无损。

随着“南江幅”与“广元幅”两个1：20万图幅完成，工作区南迁，广元县河西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显得比较偏远，因此，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基地于1965年南迁罗江东山。

罗江东山，位于罗江城之东，绵远河东北岸，东山山高不过100米，居高俯瞰，罗江城及罗江盆地尽收眼底。罗江东山山顶是一层白垩系白色砂岩，地质上被称为“卧龙砂岩”，其土地荒脊，不适耕种。在毛泽东时代，建筑是不能占耕地的，因此，罗江东山的荒凉却成为了难得的建筑之地。东山山顶上原来有个荒废了的寺庙，香火没有了但房舍还很好，地质部西南石油局第二物探大队把它作为了基地。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基地，由自己建设，都建在寺庙的背后的山脊上。开始所建房子都是平房，大小不一，方位也是杂乱无章、横七竖八、因地制宜。共建有集体食堂，礼堂，浴室等设施，双身家庭不论人多人少都给了10平米的一个小屋，单身职工的住宿与办公都在一起。——这是区调队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有自己产权的基地，条件之好前所未有！区调基地就象一座小山城，房与房之间不是石梯子就是坡路，坡坡坎坎、曲曲弯弯、上上下下，找不到大一点的平地。通过职工的义务劳动，平整了一块不大的篮球场，有了这个篮球场，基地似乎就有了生气。

1976年，盖成了一幢四层小楼，四个野外分队各占了一层。同时，双身家庭由10平米的小屋扩大为20平米，条件均有所改善。这个基地自1965年入住，1978年迁出，历时共13年。

▲名山城西水碾坝

1978年，四川省地矿局对各个野外队进行了归併，原来在西昌的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曾经叫航空地质调查队）与攀枝花-西昌地区的各个野外队合併后改称攀西地质大队，第一区域地质测量队的番号消失。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与673队同住名山县河西水碾坝，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与673队的基地调换，恰好就完成了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与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合倂，合併后称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区域地质调查队队部——名山城西水碾坝，位于名山县之西4公里多，占据了一座高300米的山坡，总面积约有十公顷。山坡较陡，所建房屋都顺地势而建。山坡的中、上部大多为平房，横七竖八，层层叠叠。中心地带曾经有个大水坑，是当年农民的堰塘，填平后修建了两个篮球场和一个简易的大厅，大厅作为“职工俱乐部”。山坡的下部较缓，在70年代中期，原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与673队各建造了二-三座2-3层的楼房，是办公用的。基地总建筑面积达一万五千多平米，包含办公室、家属宿舍（每户约20多平米）、单身宿舍、集体食堂，礼堂、发电房、卫生所、理发室、汽车修理车间、实验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住在这个基地的人都说生活特别不方便，离县城太远，买菜买米买油肉等等都需要进城，一个星期的食品需一次购进。据说，按上级规定，只有离城4公里以上，队部才亨受野外津贴。当时，队部的野外津贴每人每天为0.3元。这个规定让区域地质调查队的人吃尽了苦头。

从1978年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与第三区域地质测量队的合倂，区域地质调查队在名山河西驻扎至1993年迁出，历时共计15年。

▲双流华阳

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势不可挡的朝流，但地质队伍却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冲击。国家对地质部门的投入越来越少，而地质队伍的自力更生能力却很差，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地质队伍处于被瓦解的边缘。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四川省地矿局作出了一项有前瞻性的英明决策——地质队要向大中城市靠拢。基地偏远的地质队纷纷动作：405队从若尔盖迁入都江堰市，402队从丹巴迁入郫县，109队从泸沽迁入龙泉驿，108队从康定迁入崇州市，106队从盐边迁入温江县，403队进了峨眉山市，202队进了宜宾市，113队进了泸州市等等。

区调队的动作也很及时，1983年，区调队的领导决定在成都市近郊县遴选基地，当时确定目标依次是：温江，华阳，双流，郫县等。需要提及，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个特别提倡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年代，因此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得到特别的尊敬。区调队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为适应社会，区调队以为科研分队遴选科研基地的名义，开出了一部大客车，车上集聚了区调队30多位科技骨干，由科技骨干决策区调队的基地选址。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个工作，其中有个小的插曲——我的太太廖文澍是华阳人，认为华阳是最佳选择，也有一定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因此第一站就到了华阳。不料，当地政府当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当科技骨干了解了华阳的交通、地理及未来的发展前景的时候，欣喜若狂。双流华阳作为区调队的基地就如此一锤定音了。1984年开始了基地建设，1993年基本建成，1992-1993年正式迁入办公。

 

第二篇  区调队的源头之一——四川地质局甘孜区测分队的由来

1957年夏，为保江（油）钢上马，还驻扎在重庆小龙坎的四川地质局组建了江油地质队，我做为江油地质队的“先头部队”，离开重庆，率先钻进了江油县北部的大山，在这里经历了两年的铁矿普查与勘探工作。两年，不算长的时段里，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事件：

一是1957年反右派，大字报满天飞，点我名的大字报也有一点，心里惶恐不知所终。

二是1958年“大办钢铁”，十万农民大军（说是10万，其实没那么多—作者注）进驻江油“大办钢铁”，分给我一万人（一个师，人数也没那么多），由我安排他们开采铁矿、石灰石矿，巡回检查600多座高炉炼铁动态，忙个不亦乐乎，还好，他们撤退时，听说还赚了钱。

三是1958-1959年“大跃进，反右倾”，大跃进，换言之，就是“吹牛不要本钱”，吹牛吹得越离谱越不着边际就是最“先进”，稍有不同意见就给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所负责的盆子山矿区，经历普查、详查，挖了许多探槽、浅井、探洞，还打了许多钻孔，满打满算，铁矿储量不超过320万吨。我的一位好友同事，上到盆子山一望，再一算，说有铁矿两亿吨并向队党委“报喜”，立即让我处于尴尬境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帽子差点戴在我的头上。

1959年初，江油队与川西北队合并改称“绵阳队”。年末，当得知我将离开绵阳队后，如脱缰的野马，慌不择路的向前奔腾，虽然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谁能想到，从此以后我会为区调事业奉献终生啊！

差不多我是第一个到四川地质局报到的，安排住进成都旅馆，成都旅馆做为队伍当时的根据地，陆续到来的人员计有：陈廷志（行政技术负责人）、关建哲、赵友年、吴世良、钟加昌、卢光远、程上恩（来自绵阳队），林元灿、李玉光、郑裕民（来自四川石油队），盛朝华、林仲篪、蒙明伦、葛希、包守文（来自攀枝花队）。1960年秋，又有黄永昌、田守玉、周国富、唐若龙、伍崇琳，李怀成等加盟。当时听说以这个班底为核心要成立“四川地质局甘孜阿坝区测队”。

也许由于当时的人员中除了技术骨干以外，还来不及配置行政资源，其财与物地质局托四川地质局甘孜地质队代管，因此，“四川地质局甘孜区测分队”的名字被叫开了，而且越叫越响亮。其实，甘孜区测分队的工作任务与质量监控都是直接由四川地质局管理，甘孜地质队仅负责后勤保障与服务。

1961年3月，甘孜区测分队改为“四川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队部驻新津县城。1962年5月，有第三区测队和绵阳队的部分人员併入，仍叫“四川地质局第二区测队”，队部驻广元县河西。1965年队部迁驻德阳县罗江镇东山。1978年与第三区测队合并，改称“四川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队部驻名山县城西。1991-1993年队部正式迁驻双流县华阳镇。毫无疑问，“甘孜区测分队”是“四川地质局区域地质调查队”的源头。

1960年度的区测工作，人员不多，无任何自备交通工具，无劳动保护设备，单兵作战，深入不毛，全凭着信仰毛泽东主席的英明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工作面积波及灌县、汶川、茂县、理县，红原，马尔康、金川、丹巴、乾宁、理塘、雅江、康定、泸定、宝兴，小金等地，取得了可歌可泣的成绩。

 

第三篇  三进北教场

成都市北教场，是历代练兵习武的场所。解放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现成都军区）驻地。

一进：1959年春日，队党委将一封密封好的信交给我，让我立刻携信前往四川地质局。即刻登上江油-成都的火车，当日到达地质局。地质局立马用当时最高档的汽车送我进了北教场，与军区作战部的军官联系后，安排我住宿军区招待所。第二天清早通知出发，一辆大卡车上坐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车不停的开进一片望不到边的大山里，搭起帐篷、支起锅灶，算是安营扎寨了。首长，约40岁，大校（后来知道他是作战科科长）；首长助手，30多岁，大尉，作战参谋；中尉，30来岁，参谋，管理士兵；少尉，事务长，管伙食；此外还有士兵二十多人。当天成立了“党、团临时支部”，举手选举了首长为书记，大尉为副书记。支部会上，首长对我说：“这次执行的任务是一旦战争暴发，为首长及首长机关选择建造安全的指挥所的地方，这是秘密呀！（此处的首长指得是当时的西南局书记李井泉）”。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潮来临，“红卫兵”的传单、大字报中说：“走资派李井泉”为了搞“独立王国，对抗党中央”， 秘密修造了隐藏深处的“行宫”。看后令我暗自咋舌，从此更不敢在人间提起此事，以免引火烧身。

二进：因为有了上述经历，1960年为甘孜区调分队收集甘孜、阿坝地区地形底图的任务自然而然的落在了我身上。当时的所有地形图，都由军区掌管。当我携带手续进了北教场军区大院，特别是见了曾共事的军官们，我在军区大院、办公大楼里成了“自由战士”，能“横冲直撞”！我与管理员一起钻进了军区测绘队庞大的军用地形图库房，找到了我所要的图纸，我如获至宝，卷成了好大两捆。这批1：20万地形图是五十年代调绘成图的，质量很差，但在当时却是唯一的地形图，十分珍贵，在1：100万区测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进：1960年末，因为需要1：50万的地形图作底图，，我又第三次进入北教场，取回了整个青藏高原全部1：50万的地形图，范围跨及印度。

队资料馆里的这批地形图，全部是由我从北教场抱出来的。

 

第四篇  夜宿金龙寺

1960年5月，康定城飘落着鹅毛大雪，地上足有一尺厚。康定二道桥温泉洗浴场，更显得热气蒸腾。寄居于康定二道桥甘孜地质队的区调人，聚集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小平房里，期待着苏联区调专家戈尔金的到来。当戈尔金刚进屋，立即将一张1：20万康定幅的地形图铺在桌子上，二话不说，让翻译通知第一组前来面受机宜。——这颇令我们的头——陈廷志措手不及，临时指定关建哲上场。好在关建哲懂几句俄语，把戈尔金逗笑了，缓和了屋内的严肃气氛。戈尔金对每一条地质路线、对每天、对每一地点的工作内容，交代得非常仔细，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对于初涉区调的我辈来说，见到戈尔金就像佛教徒见了佛祖一般。

在1：20万康定幅进行试验性的1：100万区调，是戈尔金在中国按着苏联有关规范进行1：100万区调的首次实践，他共安排了八条地质观测路线，由八个小组同时作业。

我负责第三组，起点为康定县营关寨。向北翻山至塔公，再向北翻上象皮山至金龙寺，再向北绕道山脊再折向八美（乾宁县），再往北经老乾宁翻山进入原始森林，穿透崎岖的东谷大峡谷，最后到达丹巴县的东谷。路线长约200公里，七天跑完。我的助手是成都地质学院一位特能吃苦的三年级的在校实习生，名子记不清了，另有三位工人负责后勤保障。

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带组跑区调，特别认真负责。

当第一天我与助手跑到天黑，已是人困马乏，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后勤人员，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天上下起毛毛细雨，海拔4000多米、空旷的高原上湿冷难耐。恰巧山坡上有一个挖过雪猪的洞，能委屈半个身体，我与实习生二人轮流在小洞里避雨或用一件衣服顶在头上，如此耐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沿小水沟而下，竟然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地层剖面，责任心与兴趣驱散了昨日的精神疲惫，聚精会神的观察着每一个露头。至天黑时到了一处大牧场，这儿的黑色帐房星罗棋布，牛羊满山遍野，负责人接待了我们，临时借给我们每人一件光皮皮大衣，身体龟缩在暖和的皮大衣里，很快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太阳高挂，却还留恋昨夜那崇高无尚的享受。

第三天，向北上到象皮山，再一路攀登，至天黑时到达金龙寺。金龙寺是个不大的寺庙，建在一个宽敞的山顶平台上，寺里只见到一个老喇嘛，后来听说，其他小喇嘛参与了1959年的康巴叛乱，后来沦落为土匪。老喇嘛坐在大殿的释迦牟尼佛面前，以疑虑的眼光看我们。若大的大殿，空旷而寂静，两厢的罗汉们狰狞的面孔，令人生畏，似乎在死死的观察我们的动静。这里海拔高程约4000米以上，夜间，冷风悉悉，除一身单衣外，再无御寒之物，夜寒透心，全身卷做一团，难耐之极。朦胧着似醒似睡，身不由己，好容易挨到天亮，立马上山继续工作。

第四天，收工略早，下山之后，快活的行进在宽敞的阳光大道上，奔向乾宁县城（八美）。突然，有一大队人马迎面而来。原来，三位后勤保障工人在乾宁县报了案，说我们二人失踪了。1959年康巴叛乱后，工作区还有散乱的土匪，乾宁县人民政府组织了大队人马，出发上山营救，正好与我们碰面。

 

第五篇  赤脚区调

1960年6月，为了验证戈尔金的最终成果，组建了几个强大的小组，我所负责的小组为乾宁——雅江间的地质路线。小组的人除我外，还有林仲篪、徐星琪、饶荣标和成都地质学院一位老师（名字记不清了）及几位后勤工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我们从乾宁（八美）出发，向南爬上山顶，不料山上却是一望无际的高原，长满了翠绿的草，象波浪起伏浩翰无边的大海。低洼处那些大大小小的湖泊亮如明镜，湖周围的沼泽湿地里是蛇形弯曲的河，觅食的野鸭野鹤，成群结队在那里嘻戏，一派生机泱然的景象。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景色中工作了两天多，来到八美河河边，八美河象平地上一个深邃而狭窄的壕沟，深深的切入大地，两岸的人能细语交谈却不可及。对岸就是著名的容西卡伟晶岩型的铍锂钽铌矿区，甘孜地质队正在那里进行勘探。我们沿着陡峭山壁上的一条崎岖小路下到八美河峡谷的谷底，过独木桥，来到铍锂钽铌矿区参观。之后，住进居民点最南面的一户藏族人家，睡在二楼的火塘边，没想到这儿的跳蚤太多，满身都有跳蚤爬、咬的感觉，只是人太困倦后，就管不到那么多了，一觉醒来，满身红色斑点。

清早，顺八美河峡谷右岸的路向南往下游行进，路忽上忽下，傍晚来到一处不大的森林里，再往南出森林里就没有了路径，原来这是当地居民砍运木柴的“盲肠路”，只好暂且在这儿安营扎寨。

第二天，该如何前行？众说纷纭，各个人按各自的想法分头探路，终于有了重大发现：河的对岸高原台地上发现有农民耕作，路肯定应在河对岸。但附近却找不到桥过河，正当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人发现河谷窄狭处，中间有一块巨石，只要能搭桥到达巨石，巨石至对岸的距离仅有一米多，即能够跳跃过去。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砍树搭桥，不到二小时工夫，一座壮观的木桥展示在眼前，一些人忍不住的迅捷地达于对岸。当我到达那巨石上，看见面前滔滔的急流，心里一时犯起了嘀咕，有所畏却，若稍有不慎掉入水中瞬间亡命，故需慎重从事。我整顿好自己的衣裤，勒紧腰带，斜挎地质包，将笨重的登山皮鞋脱下来，以鞋带拴连搭在左肩，铆足力气奋力一跳。人是跳了过去，但登山皮鞋却掉入河水中，瞬间不见了踪影，从此，我便成了“赤脚区调队员”，也成为大家逗笑取乐、解除疲倦的奚落对象。

从此，我只能穿一双或两双袜子，还是大家支援的，行路爬山需处处小心谨慎，在草地里、荆棘里、乱石里，上坡下坎，艰难之极。中途还要翻越一座海拔4600多米的大山，山上覆盖着一尺多厚的积雪，赤脚在雪里行走了两个多小时，当我们在山垭口的寺庙住下来，才看到我那双脚肿胀的象红萝卜一般。

下山比上山更艰辛，当下山2000米抵达了雅砻江边的公路上，却遇到更大的麻烦，新筑的公路上尖利的石子密密麻麻，已严重肿胀磨损的脚，不知该落在什么地方。痛疼与麻木的双脚，似乎已不属于我的了，落脚行路如同踏在针刺与烈火之中。每当回顾这五天，不堪回首，不堪忍受，常让人老泪纵横。在这样的环境下还不能忘记自己担负的工作任务，到达雅江县城稍事疗养，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第六篇   理塘生死行

一个分队五个作业小组约30人的队伍，于1960年6月末开进理塘县。理塘因有长青春科尔寺（理塘寺）而特别有名，该寺建筑之宏伟，内部之富丽堂皇，收藏之经文宝物远近闻名，因此成为康巴南路的宗教、文化及政治统治中心。1959年康巴叛乱时，这里成为叛乱分子策划、发动叛乱的指挥中心。当时，长青春科尔寺里聚集叛匪三千多人，他们围困革命政权，屠杀革命干部，气焰嚣张。当年，西南军区派飞机至理塘，在喇嘛寺上空盘旋，判乱分子竟不知为何物？望而生畏。当炸弹丢向寺庙门前，寺内叛匪四处望风逃窜，才解了理塘之围。我们到理塘的时候，长青春科尔寺内一片狼籍，寺前的炸弹坑尚存。

理塘县城，海拔4000米，位于一个平坦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的中心，只有一个东西南北向的“十字路口”，东北一角是县招待所，只能住几个人；西北角是个小邮电局；西南角的小餐馆是卖野味的（野生动物肉），东南角有一大片土房，是军队的营房——这就是理塘县的当时的全部家当。

到达理塘县后要与地方政府取得联系，但却找不到县政府，只有“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县工委），驻军的团政委兼县工委书记。因此我们去了驻军营房，找到团长与政委。军队干部办事特别斩钉截铁，一口答应为我们的每个小组配备一个基干民兵班，沿途保护我们。但下面一段话却令我们胆战心惊，他说：“这些基干民兵，总的说是靠得住的，当他们遇到小股土匪，会保护你们争取立功受奖。但若遇上大股的土匪，也许会将你们干掉后投奔土匪，你们要与他们搞好团结啊！”当即还给了我五面红旗（每组一个），教授了用红旗做暗号的方法。此后，我内心悲喜交加，忐忑不安。

我带的小组，共有5人，另有基干民兵8人，藏语翻译1人，运输马匹10头。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由理塘向东，第一天，基干民兵班尽心尽力，相安无事。

第二天，刚翻越山顶，俯瞰前面开阔的山沟里有许多新旧不一的帐篷，人不少，对方似乎也发现了我们并朝着同一个地方集聚。基干民兵班班长急不可耐的喊叫：“土匪，土匪”。我拿出红旗与对方对信号，对方毫无反应。按着团长的交代，我们这时开枪打死了人是没有责任的。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还是基干民兵班班长有经验，他独自一人，枪倒挂肩上，手牵着马，悠然自得的向目标靠近，直到确定是一场误会，我们才跟下去。此后，我们进入了雅江县县境的红龙，有工作组的人安顿了我们，但同时警告说：那几个人（指基干民兵）不能乱动，乱动就消灭他们，让人心惊肉颤。

第三天，折向北行，翻越剪子弯山进入雅砻江的一条支沟的支沟，沟中布满原始大森林，粗壮挺拔的松杉遮天蔽日。林中本有路一条，据说，土匪防备被围剿，将路边的树放倒横在路上，人需钻过或爬过，马可就吃苦头了，每遇一处，均需牵马爬上爬下的绕道而行，人与马都精疲力竭。当天，行至与另一主干水沟的会合处，属于呷柯乡的范围，恰是大森林中央，安了营扎了寨，烧起熊熊的篝火，篝火旁暖洋洋的刹是舒服。正当我们准备傍篝火而睡的时候，基干民兵班班长发火了，他向四周指了指，翻译说“让你们的人分散隐蔽”，这才知道此地是土匪频繁活动的地方。晚间，熊熊的篝火旁一个人影都没有，我们的基干民兵们真是辛苦了，有的手握钢枪，有的爬上树梢，通宵达旦。

第四天清早，无路可行。但主河沟的对岸却有大路一条，面前主河沟的流水，流急浪高，发出怒吼的流水声。我第一个带头跳入河沟探路，所有人都用眼盯着我。水下尽是乱石，脚踏不稳，我的身体东倒西歪，几乎就要被流水卷去，众人吼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翻译与另一藏胞扑过来，将我架在中间，三人共同搏击，挣扎着到达对岸。生死攸关，是伟大的藏族同胞救了我，感人之德，至今不敢忘怀。从此以后，凡与藏族同胞交往，都以尊敬、尊重的心态，面对这个伟大的民族。

第五天，昨日为了过河，用去差不多两个小时，总算相安无事。当我们逆河沟而上，达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哈衣乡境内的时候，总算离开了恐怖的原始森林，到达了波澜壮阔的草原上，似乎深深的松了一口气。但令人始料不及的却是马乏了。从前听说“人困马乏”的事，但并不知是怎么回事，现今看到我们的好几匹马，站立不动，无精打彩，打一下动一步，有的甚至于任由打，一动不动，还有的爬下后再也起不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马乏了的情景，心痛又无奈。其实，我们的人也是乏的啊，我们每天唯一的食品就是糌巴，它是由青稞制成的，部分则是蚕豆粉，由于当时粮食定量供给，每顿定量为4两，用茶水或河水拌和食之，食后放屁特多，长久缺油水，人也特感困倦乏力。无可奈何，为了大局，当碰到好的草场，只好敞放马匹，这样，第六第七第八天，三天行进不足十公里。基干民兵班同时提出了夜里轮流值班的要求。这是我平生头一回手握钢枪夜间站岗放哨，虽仅有二小时，在空旷寂静的夜里，感觉时间特别漫长。

第九天，行至一处分水岭，地势坦荡，几个山头也不高，但地形图上却找不到它，我们几次登上不同的山头核对我们所在的位置，确认地形图与实地不符，地质点、重砂样、分散流样都放不到图上，从哪里下山也众说纷纭。费了我几个小时的工夫，力排众议，向北顺沟而下，穿过原始森林，“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个藏族村庄就在眼前，由此校正了我们所在的位置。当天又翻越一坐大山，到达了龚坝——理塘县的一个区所在地。这里，剿匪的气氛特别浓，似乎是最后的决战，森林里刚击毙好几个土匪，当我们从森林里钻出来，好象从天而降，都说我们的命大。剿匪部队早已知道了我们要来到这里，对我们的照顾甚为周到，直至返回理塘。

 

第七篇   林仲篪之死

1961年，四川地质局甘孜区测分队改制为四川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人员有较多补充，编制也较以前正规。共编制了两个1：20万分队（第一、二分队）和两个1：100万分队（第三、四分队）。书记、队长为李凤翥，大队技术负责人为蔡惠阳。

我担任第四分队技术负责人，分队的主要技术人员有：郑裕民，程尚恩，王建国（留苏回国人员，下放锻炼），谷安锡，周治国，何应信，王建勋（四川石油队派来参与工作），魏大荣（实习生）等。任务涵盖1：20万道孚幅、绰斯甲幅、壤塘幅和阿坝幅共2.8万平方公里。组成五个地质小组，由南而北平行穿越，经历千山万水，历时五个多月。

至十一月分，分队到达红原县与三分队会合以便处理接图问题。后经两个分队共同研究，确定再共同测量两条地质剖面，其中一条就是唐克-郎木寺。红原至唐克80多公里，有公路但无班车，几十号人浩浩荡荡，从红原步行向唐克进发。

第一天，红原至瓦切42公里，顶着西北风加小雨，走得大家皮敛嘴歪，到了瓦切，瓦切草原一马平川，晚上简单宵夜后，就准备睡觉：草地上先并排铺垫两张油布，其上又并排铺上两床被子，人们一个挨一个躺下，上面并排盖上两床被子，被子上再并排盖上两张油布。像这样的睡场共有五六摊，像战阵一样。由于人们过度劳累，大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宽敞广袤的大地上，除了有一点鼾声外，万籟俱寂。当晚，谁也没有察觉，竟下了一整夜大雪，堆了一尺多厚。当天已大亮，第一位醒来的人高声喧哗：“大家别动弹啊，……再来一个人啊！……”我被惊醒后伸出头望去，茫茫大地一片洁白，真乃“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是也。将油布四角绷紧，轻轻抬起，小心翼翼把装满雪的油布移出睡场，棉被和其中的人才露了出来，啊，多么浪漫的一夜啊！。

第二天，在充斥雪水泥浆的路上艰难的向唐克行进，40多公里的路程，大多数人都是连滚带爬走了十几个小时，摸黑抵达唐克。唐克是若尔盖县的一个区，位于黄河边上，当时的唐克有一处四合院的平房是区政府，旁边有个小旅馆。仅此而已。

与当地租借的马匹陆续到来后（计划每人一匹），我们的人争相选定自己喜欢的马，廹不及待在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竞相飞驰，一试身手，我选了一匹老马，也要去溜一溜，当我还未跑出一公里，后边的许多人纷纷追上来，说“林仲篪从马上摔下来啦”，要我快回去处理。“摔马经常会有的，这次可能比较重”——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做为当时的负责人不敢怠慢，立即回转马头，在区政府侧面平坦的草地上，看见林仲篪倦卧在那里一动不动。请来医生，按医生吩咐将林仲篪抬回小旅店进行急救。我们所有的人，围在林仲篪的周围默默的悲伤，只听到林仲篪的嘴里发出轻轻的哼哼声，却不见他醒来。他曾经说，他在攀枝花工作时经常骑马。据说留给他的那匹马乃是一匹未经训练过的小马驹，当他跨上马的一瞬间，小马驹又跳又踢，将他从马上掀将下来，头先触地。对于他的不幸，我们大家一筹莫展。我们轮流在公路上挡过路的汽车，以便将他送往离此68公里的若尔盖县县医院，两天竟未能挡住一辆合适的汽车。我们给大队与分队发去无数次电报报告林仲篪病情，也同时越级给四川省地质局发了许多电报，请求支援，均无一回应，我们所有的人难免气急交加。第三天了，林仲篪还没有醒来，眼睛的瞳孔不断的放大，凶多吉少。我们请求唐克区政府支持帮助，区委书记亲自挂帅，挡住了甘肃省的一辆“北京牌”越野车，勒令他必须将林仲篪送往若尔盖县县医院。决定由三分队技术负责人段家庚亲自护送。后来听段家庚亲自讲述，林仲篪半路上就断了气，死在了段家庚的怀里，几个伙伴哭泣着送进若尔盖县县医院，医院拒收。我们的同事给林仲篪买了一付木棺材，请人在若尔盖县东山挖了一个坑，林仲篪就永远的长眠在那里，仅竖有一块小木碑。我们这些幸存的生前友好，也再无机会去看他一眼，也没机会为他的坟墓培土吊唁，想到这些令人悲痛得欲哭无泪。

林仲篪，死时约28岁，未婚，1955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后投入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的勘探工作，曾荣获全国青年红旗手（是别人说的）。他死后，没有任何一位亲友来访，因此没有做过任何抚恤。由于段家庚在安葬林仲篪时，将林仲篪穿过的雨衣、登山皮鞋等物品做为殉葬品，在党内遭到了猛烈的批评。说：“林仲篪死都死了，还把公家发的雨衣、登山皮鞋等也一起埋葬，浪费了国家财产……”云云，说了许多许多类似的话。看到林仲篪的下场，似乎就是自己的未来，令人特感寒心！伤心得难以承受！当时，野外作业人员，特别是三、四分队的人，已经没有了工作动力，哭的、闹的、笑的，愤怒不平的骚动日渐上升，胆子大的写成大字报贴在外边，引来一些政工人员更尖刻批评，扬言要抓人开斗争会，人们生活在窒息的“恐怖”气氛里！几乎达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书记李凤翥了解了此情此景，适时召开了三、四分队的人员坐谈会，会上，每提到林仲篪有关的事，所有的人都嚎啕大哭，每提到一些人搞“红色恐怖”，人们都憎恨得咬牙切齿。当年，我参加了省地质局召开的“技术骨干出气会”，队上发生的这些事，都一一做了汇报。

 

第八篇  区调生活琐碎事记

1960-1962年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国家非常困难。说是天灾，其实是人祸。1958年大办钢铁，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都上山了，大春无人收，小春无人种，闹的全川粮食紧张，农民缺粮饿死了许多人，城里人的粮食定量供给，我们的粮食定量供给很低，肚子吃不饱。这时的区调工作之艰难，是现在的区调人没法想象的。

◆吃什么？

在1960-1962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区调队野外工作人员的粮食定量是各个行业当中最高的，每月每人38斤，为了分担国家的困难，每人要为国家节约3斤，实际为35斤。除了这点粮食以外，再也没有油肉等等副食品了。工作在藏族地区，都入乡随俗，大都是在粮站购买糌巴，糌巴是炒熟的青棵粉，有时是蚕豆粉。每人一袋，自己携带，每顿吃多少？由自己把握。吃不饱，经常吃野菜，如野芹菜、野生菌等煮熟后加一把糌巴，就能填饱肚子，味道也美。因为营养不良，爬山无力，特别是翻越4000米以上的高山时，四肢疲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住什么？

每人每年发一张油布，每个小组发两张公用油布。白布浇上桐油就是油布，黄色的，跟纸一样薄。野外睡觉前，草地上铺上油布，油布上铺上被子，人们整齐的躺倒，上面又盖上被子，被子之上再盖上油布。夜里，天上下雨下雪，人们只管闷头大睡，没人理会。甚至还觉察不到下雨下雪。

有时住在牧民的帐篷里或藏族同胞的楼房里，多与猫狗同伍，跳蚤奇多，一觉醒来，满身红点点。

有时住在幺店子里，以草为床，以絮为被，絮被里充斥虱虫，密密麻麻，尽管睡觉时一丝不挂，衣服里还是到处爬。地质人员钟家昌从身上捉拿了几千个虱虫，装入一个小的腾空的青霉素瓶子里，带回家向领导“献礼”！

1961年收队至新津县，留苏回国人员王建国住进县委招待所，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在一个多月里不换被褥，原因是王建国的虱子太多。

◆走路为本

1960-1962年，甘孜阿坝两州的公路不多，公路上跑的车更少。不论有没有公路有没有车，区调野外工作以走路为本，有时感觉公路上行走特别累，上坡下坎还要轻松一些。1960-1961年我在搞百万区调时走了多少路，我也说不清。现在索性统计一番。

1960年度：①乾宁-丹巴-大金（测剖面）；②康定营官寨-塔公-老乾宁-丹巴中谷（地质路线）；③乾宁-容西卡-两河口-雅江（地质路线）；④理塘-大河边-龚坝-理塘（地质路线）；⑤乾宁-丹巴-大河边-蛇皮梁子-小金-两河口-笔架山-卓克基-马尔康（测剖面与地质路线）；⑥七盘沟-汶川-理县-米亚罗-刷马路口-马尔康（测剖面与地质路线）；⑦安县-北川-小坝-片口-虎牙（地质路线）。

1961年度：①道孚–玉科-绰斯甲-伊里-壤塘-南木达-柯河-阿坝-久治（测剖面及地质路线）；②阿坝-查理寺-贾洛-采日玛（地质路线）；③阿坝-龙日坝-红原（路线）；④红原-瓦切-唐克（路线）；⑤唐克-夏曼-黑河桥-郎木寺-康嘎-降岔（测剖面及地质路线）。&, lt;, /SPAN>

这样大规模的跑地质路线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两年所跑的路跟红军长征差不多啊！

◆路线地质图与路线地质报告书

工作区缺乏大中比例尺的地形底图，因此，跑所有的地质路线时，工作者必须自己作1：50000比例尺的路线地质图，图上的内容包括水系、山脉、地名，等高线等，长度是通过数步子或估计得到的，如果长度估计得不正确，图面结构或参照物之间的关系就会十分不协调，因此锻炼了我们数步子或估计距离的技能，方向用罗盘测量，图上标注了地质点位、岩矿标本号、地质界线、产状、重砂取样点、分散流取样点等。在那样艰苦的野外作业环境里能作出路线地质图是非常锻炼人的，能大大提高地质工作的技能、增强责任感。当每一条地质路线跑完后，还要编写相应的路线地质报告书。

年底收队后，经过大家的综合研究，然后在大的操场上，划出每一条地质路线的相对位置，把所采集的岩石（矿）标本摆在每一条地质路线的相应位置上，现场讨论决定每一条地质界线的位置与走向。1960年和1961年的1：100万地质图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