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昌日报 · 政经周刊作者：周根保

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听党指挥，是解答这一历史命题的“金钥匙”。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从学习党史的视野，厘清南昌起义与“听党指挥”内在的辩证关系，对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之路的经验意义重大。

南昌起义，是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伟大壮举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武装斗争？

先听听毛泽东坦陈共产党人为什么要“上山打游击”的初衷。他说：“我是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再听听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由来的回忆。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走过会议大厅，说：“南昌起义是对的，本该早动手……直到7月下旬，汪精卫已经公开反共了，再不动手，连剩下的武装力量也保不住。”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深刻说明，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敌人屠刀下，认识了枪杆子的重要性；是共产党人为了挽救党、挽救革命，被迫拿起了枪杆子。

历史的真实记载，令人格外心潮澎湃——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1927年……

据南昌起义研究者张侠在《南昌起义研究》一书中记载：1927年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同意了南昌起义计划；7月27日，周恩来在陈赓的掩护下，秘密到达南昌，把起义推进到发动的阶段。当晚，召开第一次前敌委员会会议，确定了起义相关事宜，决定把起义时间从28日推迟到30日；至7月29日，各方力量已云集南昌，起义计划只剩最后一笔……

7月31日晚，起义部队仍在静寂中，但没有一人入睡。午夜，12时过后，“砰！砰！砰！”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3枪，这是指挥部起义的信号。到8月1日清晨，枪声逐渐稀落，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城内敌人全部肃清，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

在南昌这座英雄的城市，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从这一枪开始，“听党指挥”——这个不朽的军魂，开始孕育、壮大、闪光……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从共产党人的重任和担当，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的根本原因。他说：“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批判的武装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当中国革命的使命，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的初心！

南昌起义的发动，是共产党人“听党指挥”的生动体现。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没有成功。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得以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上……

中国革命的航船，在共产国际的错误导航下误入歧途。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宣布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大屠杀，武汉地区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中国革命，在莫斯科遥控指挥下，一步步陷入困境。

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的屠杀，使中共对通过军事工作完成历史使命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

南昌起义的发动，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北京天安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目标。南昌起义，不仅诞生了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揭开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

“听党指挥”，是南昌起义英雄壮举的根本动力

南昌起义打响前，中国共产党还未独立组织、领导、指挥过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反革命势力甚嚣尘上。在这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任人宰割，坐以待毙；要么高举义旗，奋起反抗。

南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杀绝，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拿起枪杆子，继续战斗……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当年大多是身居要职的高级将领，是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把他们聚集到了南昌。他们的英雄壮举，堪称“听党指挥”的典范。

贺龙曾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作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我是农民出身，农民的苦难我是亲身感受过的，那时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败堕落，我感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国家、军队和个人才有出路。因此下定了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再没有动摇过。”

萧克回忆，朱德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立了很多战功。1922年朱德36岁时，已经当上了滇军旅长，金钱地位权利唾手可得。但就在这时，他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学说和主张，毅然抛弃到手的高官厚禄，到德国学习先进思想。在德国，朱德与周恩来相识相知，并如愿加入共产党。后来，朱德从德国转到苏联学习，并在1927年来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

贺龙的坦诚，朱德的执着，凝集着老一辈革命家对“听党指挥”、为民奋斗历史使命的真诚和执着。

南昌起义发生的许许多多故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革命先辈“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

在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叶挺何去何从，十分引人关注。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每月有几百块大洋收入，又是北伐名将，战功卓著。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利诱，叶挺毫不动心，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听党指挥”投身起义之中。

据聂荣臻回忆，1927年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匆匆赶到军委传达，指定聂荣臻等三人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前敌军委任务是先到九江，通知叶挺做好起义的准备。叶挺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向组织明确表示，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在南昌起义中，他率领的部队成为起义的主力。

南昌起义时，刘伯承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军事参谋团的办公室曾深情回忆道：“开始参谋团没有人任参谋长，我就指定伯承做，起初他谦虚不肯答应，说‘我怎么领导你和叶挺、贺龙呀！’后来我说，‘一定要你做’，他才接了这个职务。”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说：“伯承是在八一南昌起义立了功的，他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

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聂荣臻作出了特殊贡献。起义前夕，周恩来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设法把驻在九江至马回岭的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聂荣臻单枪匹马来到马回岭，与第25师师长李汉魂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密谋策划，几乎三天三夜未合眼，靠孤胆与智慧，单枪匹马拉出来该师两个团和一个重机枪连。这支部队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成为井冈山的主力军之一。

在南昌起义中，彭湃、恽代英、谭平山等革命先辈，也留下了许多“听党指挥”的生动故事。南昌起义的史料表明，“听党指挥”，不仅是南昌起义的根本动力，也是革命先辈创造历史奇迹的力量源泉。朱德上井冈，就是有力的例证。

“听党指挥”，是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的精神支撑

1927年8月3日，前委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率起义军开始了南征行动。因敌军围追堵截，起义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失败主义”笼罩全军，不少人主张分散活动，等待上级指示。而四周敌人共有5个师约4万余人，来势汹汹，企图扑灭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起义军处境极端险恶。就在这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朱德怀着对党的忠诚，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英雄气概，挺身而出，毅然担起将部队带出困境的重任。

1927年10月7日，朱德在饶平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针对会上有人提出要解散队伍的意见，他振臂一呼：“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他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战略决策。

朱德后来在回忆时说：“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

朱德率领起义军北上西进转战历时半年之久，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有一段生动的描绘：“这支小小的革命纵队穿过闽粤赣的群山时，朱德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他们夜晚行军，白天就在丛林中露宿。不论是行军还是休息，那些要求解散部队的人和那些坚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人，始终在激烈辩论……”

朱德曾说：“至于我自己，只要还有一个人和我留下来，我就继续战斗；就是这个人也开了小差，我敢说，我还能发动起另外的人。我拒绝向军阀主义投降。我已经选定了人民革命的道路，我要坚持到底。”

朱德朴实无华的心声，展示了他“听党指挥”的初心。可以说，这也是对朱德一生“听党指挥”最为准确的注解。

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是起义军走向农村，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

在湘南起义中，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第一次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农民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落到实处；在智取宜章之后，着手创建工农革命政权，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

湘南起义，遍及二十几个县，百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震惊全国。1928年3月，敌人组织7个师的兵力，对起义军进行联合“围剿”，朱德采取且战且退的办法，撤出湖南，直奔井冈山，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

“听党指挥”，是从南昌起义开始孕育的不朽军魂

南昌起义，不仅开创了一个新时期，诞生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而且开始了铸造我军军魂的伟大实践。历史证明，南昌起义之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一直作为铁血军魂被熔铸于军队建设之中。

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始终贯穿了“听党指挥”的主线。

南昌起义史料表明，人民军队诞生之初，已初步提出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担负的重大任务，提出了人民军队革命纪律、政治建设等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来源”等原则。起义后不仅任命了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各级部队党代表，而且在军队设立了师、团党委、党支部，在连、营设立了党小组，体现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1927年8月3日起，中共前委按照原定计划，指挥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并在大余休整几天，对部队进行整顿。大余整顿首先严明纪律，规定缴获的东西要归公，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团支部。后来又根据当时面临的新形势，在崇义上堡整训中，对部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德后来回忆说，通过这次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粟裕在追忆这段历史时说：“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核心模范作用，加强政治教育作用，是使部队重新焕发生机的唯一途径。当时部队还有党、团员五六十个人，党、团员人数不到群众的十分之一，但在重新登记后，健全了党、团组织，党、团员被派到各基层连队去，政治工作也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这时全队虽只有七八百人，比起从饶平出发时，只剩下了三分之一，但部队质量更高了，是大浪淘沙保留下来的精华，已成为不灭的革命火种，这就为以后开赴湘南、奔上井冈山，打下了牢固的政治组织基础。”

南昌起义参加者杨志成，在回忆起义军这段艰苦的日子时说：“回想起来，当时部队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者挽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讲解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

历史雄辩地告诉后人，起义军千里转战，最后登上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的艰难历程，就是“听党指挥”的生动注释。

历史已经证明，保留下来的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是大浪淘沙的真金，是南昌起义军的精华，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党的坚定信念，他们个个是“听党指挥”的践行者，人人是军魂铸造的亲历者。

“听党指挥”——这个重大的建军原则，从“南昌城头一声枪响”那一刻起，开始成为我军不朽的军魂。

结语

有人曾经问，南昌起义后，起义军所剩无几，在短短二十二年后，它依靠当初的那点“星星之火”，成功建立了新中国，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靠的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

靠的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他又强调：“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

这不仅是对南昌起义、人民军队成长史的总结，更是对建设世界一流新型人民军队的庄严宣示。

南昌起义的伟大壮举，生动诠释了“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伟大真理。

回望南昌起义那段难忘岁月，不难看出，人民军队由弱到强，从苦难到辉煌，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听党指挥”！

“听党指挥”，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军不变的军魂。

“听党指挥”——这个刻印在南昌起义将士灵魂深处的鲜明标记，已经穿越历史时空，在人民军队90余年的历程中，熠熠生辉。

（作者周根保，系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原执行会长；南昌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策划、南昌市史志办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