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原成都地质学院毕业出来，被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第二区测队。从1961年9月报到之时起至1997年退休，以至退休后，始终没有挪过窝。从此，我这一生就和区调结下不解之缘。数十年来，先后经历过8个1:20万图幅和4个1:5万图幅，可以这样说，我这一辈子都贡献给了区调事业。区调队的兴衰成败，艰难征程，我大都亲身经历，历历在目。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萦绕在心中，一想起就心绪难平。借此庆祝建队五十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一桩桩、一件件尘封的往事，尽管是一鳞半爪，只言片语，但也可窥见区调队历史脚迹的一斑。

一、缅怀战友——我的三位组长

第一位组长：关建哲

关建哲1954年毕业于重庆大学地质系，先在大渡河地质队、阿坝地质队、后在甘孜区测分队、第二区测队工作，算得上是区调队的元老级人物。1967年调入西南交大（普地教研室）教学。2004年病逝。

1962年关和我共事于“广元幅”，他任变质岩大组组长，我在小组任搬运工。当时正处于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国家对地质工作没有大的投入，人多任务少，单位只能养人。一个踏勘小组地质人员七、八个，工人也有三、四个，同组的有杨锡重、吴世良、胡世孝、钟加昌、季朝义等人，一路还是浩浩荡荡的。按当时执行的苏联规范，带组的必须是13级以上的技术人员，采集员也要14级的技术员担当，我只是一个实习生，只能揹背篼当工人。关建哲在组内年龄较高，工作认真负责，对大家关怀备至，细致入微，人称“关啰嗦”又叫“关妈妈”。一天虽然劳累，大伙有说有笑到也其乐融融。

第一条踏勘路线是从广元昭化出发，沿白龙江而上，穿越龙门山后山变质岩区。说是沿公路踏勘，但六十年代的砂石路，比现在乡村路还不如，整天也难见一辆车。一天复一天，经三磊坝、白水、碧口、到达甘肃文县，全程近200公里，耗时十余天。路上早、晚自己开伙，地质人员得自带行李，一天下来，走得人困马乏，人人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尽管如此，这一趟还算平安。

从文县回来后，又开始了青川以南的踏勘，这次可出了一件大事。

八月份我们踏勘组一行近十人，从青川县城乔庄出发，沿着崎岖山路南行（当时未通公路），到达黄坪公社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当天烈日当空，炎热难忍，汗流浃背的我们被场镇后面的一湾清流吸引住了。大家放下行装急不可待的跳入溪流，纳凉退暑好不快活。众人当中，只有我的水性略好一点，看到水也不深，还算清澈，大家都没顾忌什么。可是好景不长，乐极生悲，组长关建哲突然发觉怎么少了一个人，再仔细清点钟加昌怎么不见了！情急之下，关就将我往水下按，沉入了水底，见一个白晃晃的人形卷缩在一个锣锅形的水底处。因我出气受阻，冒出水面换了口气，关急不可待地再次将我按入水中。这一次我抓住了钟的脚，往上一提使其浮出水面。只见他口鼻全被泥沙阻塞，身上还有点温热。大家七手八脚忙乎了好一阵，又是倒水，又是人工呼吸，但终未能挽救钟加昌年轻的生命。一条活鲜鲜的生命，就这么一下子走了！残酷的现实，不得不面对。于是关连夜派人返回县上发报通知队部，其余人员办理后事。借了一间民房把钟用床单盖住，放在门板上。这夜，安排我和另一同志守护。一盏煤油灯，忽悠忽悠的照在被血水不断渗出的被单上，灵敏的猫头鹰飞来飞去，猫儿不时大声吼叫，在悲伤、凄凉、惊恐中，好容易敖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钟加昌，贵州人，1957年毕业于重庆地校，参加工作后，先后在大渡河队、阿坝队工作。牺牲时不过二十七、八岁。文革期间，其家人从贵州来队探询，意欲将遗体火化迁回原籍，但队领导以“破四旧”为名，婉拒。至今钟家昌的坟茔还伫立在黄坪小学北头那片荒坡之中。此后，二区测队下了一道命令“严禁在野外下河游泳”。

第二位组长：黄永昌

黄永昌，1955年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历任组长和分队主任技术员等职。他为人忠厚诚恳，大家都尊称他为黄兄。对工作兢兢业业，人称老黄牛。野外地质观察是他的强项，尤以放大镜观察能力出众，野外对岩石描述常常与显微镜下的鉴定十分相近，因此与他在一起，使周围的人获益匪浅。他不善言辞，但笔下功夫见长，尤长于夜间伏案写作，很多地质报告一夜一气呵成。习惯夜战的他，长期睡眠不良，加剧了头痛脑胀，留下病根。

1960年黄在汶川县棋盘沟工作时，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饥饿疲劳加上浑身湿透，所幸剩余的一根火柴，点燃了希望之火救了他一命。

1963年黄在广元幅任变质岩组组长，为选择好一条“碧口群”剖面，决定在青川县好溪乡草溪沟—牙包咀作路线踏勘。这次我们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参加那次踏勘的人员除黄兄和我外，还有杨锡重、戴北超（技安员）、付光中、田时政等人。

牙包咀是川、甘两省交界的分水岭——文县大梁上一座山头，海拔高约2600米，不算很高，但是由于地形陡峭，悬崖绝壁，丛林密布，要穿越它仅靠地形图、罗盘是不可能的。因此请得草溪沟生产队队长陈铭银为我们带路。

川西北无人区，当地俗称为“老林”，常年活动在此的不外乎有药伕子（挖药的）、漆客子（割漆的）、金伕子（淘金的）、打鹿子（打猎的）四类人，加上搞勘查的我们算是五类人。其中猎人最适合给地质队带路，靠一把砍刀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运气好时打到野物还可以改善伙食。

上山最忌下雨，打野歇、蹲岩窝更是如此。上山当天下午雨就下个不停，迫使我们困守岩窝，不仅不能开展地质工作，而且生活乃至生存都受到极大威胁。这次真让我们碰上了。要取暖、煮饭、壮胆都必须升起熊熊大火。在风雨、泥泞、湿滑的乱石丛中，样样都是艰辛的重体力劳动。岩窝低矮狭小、腰都直不起，稍起身不慎就会撞得头昏脑胀、满眼金星，烟熏火烤呛得人泪流满面。当时上山都是叫化子买米就此一升（身），晚上烤火度夜，躺在火堆旁，翻来覆去的取暖御寒，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后背寒”。雨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岩尿”从岩壁裂缝中不断渗漏下来，令人无处容身。

当时上山的伙食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步，一口锅烧水煮饭都是它，饭菜一锅，煮点腊肉在其中就算是最好的享受了。三天两夜四周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冷冰冰的。轰轰隆隆的悬岩跌水，惊天动地的雷鸣闪电，凛冽刺骨的寒风，使我们饱受煎熬。直到第四天天放晴我们才狼狈不堪的下了山。同期，青川县城乔庄发大水，冲毁了好多房屋，冲走了不少村民，我们能侥幸存活下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黄永昌在完成丹巴幅报告编写后，一直病痛缠身于1994年病逝。队部迁华阳后为他分了一套新房，黄兄一天也没住过，就离开了我们。

第三位组长  刘长海

刘长海是东北朝阳人，从1959年长春地校毕业后，就到四川工作。先在达县区测分队、南江三区测队工作。1960年并入二区测队（广元）。他老成稳重，待人诚恳，对工作十分认真，曾任广元幅沉积岩大组组长。

大约1964年（？）由刘长海带组，在宝成铁路竹园坝—二郎庙一带进行地质填图，同组的除我外还有宋天才等。密如蛛网的断裂，常使我们进度十分缓慢，所幸刘长海对地层单元熟悉，复杂的地质构造一一弄清。刘一丝不苟的地质观察、端正翔实的记录，深深地留记在我的脑海中。

记得一次在石公坝，我们利用岩石放射性伽玛强度的差异，成功的发现寒武系（砂岩）和泥盆系（砂岩）间的隐蔽平行不整合面，颇受好评。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在“反二月逆流”、“镇压反革命”的吼声中，刘长海因家庭“成分不好”心存恐惧，唯恐被揪斗，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距（罗江）队部西侧约二公里凯江旁的一处破庙——张仁庙中上吊自尽，死时不到四十岁。死后有遗腹子，家属曾到队要求解决工作，但未能如愿，处境艰难……。

以上三位都是在广元幅工作时，我的良师益友，他们是四川区调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在区调队最艰难困苦的时刻，他们用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以至生命谱写了区调队的光辉历程。尽管他们没有惊天伟绩，宏篇论著，但他们绘制的一点一线，永久地标志在中国版图的地质图上。

二、敬献“忠字石”一片丹心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当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为紧跟形势，决定在成都老皇城敬建毛主席雕像和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简称“万岁展览馆”，现为四川省科技馆）。“敬建”一时成为省、市的一号工程、头等大事。全省顿时掀起一股“敬献”“忠字石”的狂潮。既然是“敬献”“忠心”它就是神圣而伟大的，是不计报酬也是不计成本和后果的。

庄严的皇城轰然掀倒，古老的明远楼很快消失。

敬建办公室一声号令，全省各部门纷纷响应。寻找优质石材，地质部门自当责无旁贷首当其冲。是年，第二区测队也不甘落后，先后派员东去南江、西到宝兴，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不久，色彩各异、纹饰不同的各种“忠字石”样品汇集于敬建办公室石材组。我们送的样品也选上了，当时说是用作室内主席半身像的基座，我们诚惶诚恐，但也深感荣耀。

这年底，我和唐兴元、刘广成、唐浩泉等奉命奔赴广元县大滩区元吉公社。我们手持一张“敬建办”的介绍信，它就像一把高悬的尚方宝剑，县、区、公社无不惟命是从，负责人都纷纷表示“三忠于”、“四无限”，一定要为“敬建”作最大贡献。

玉石沟产的“玉石”，矿物名称应为方解石或文石，呈钟乳状的方解石块体基本上全为古溶洞沉积的崩积物，其块径多在0.5—1米以内，色泽为翠绿、黄绿、咖啡，呈透明状，同心环状纹理隐约可见。硬度不大，易于加工，抛光面晶莹剔透，貌似松花皮蛋，甚是美观。被“敬建办”定为优质建筑装饰石材。

即刻，玉石沟保和大队天井山生产队的社员全体动员，所有青、壮劳动力上山挖矿。驻军、铁路工人、学校师生、机关干部闻风而动积极参与。从坡残积物中将一块块石料用手刨、锄挖开采出来。（因要保持石料块度不能放炮）。1—2米大的用排钻分割。历经半月，终于开采出75吨左右石料。开采难，运下山也难。此时已近12月的寒冬，社员们在刺骨的寒风中，在冰雪崎岖的山路上，揹的揹、抬的抬，只见人头攒动，上上下下往来穿梭，其场面蔚为壮观。又经历一周的艰难转运，这批石料才运到了宝成铁路边上。但要把这一大堆石料再运送到成都却非易事。石料堆集处，距大滩火车站还有约5公里，其中近2公里为隧道，更何况此段铁路的管辖权属西安局。石料当时上不了火车，我们心急火燎，可又无计可施。于是省革委忙派来一位造反派头头，北上陕西，“忠不忠，看行动”终于说服了略阳机务段，同意安排一列西安—成都的客运列车增掛两节货车箱，由客车顺便拉走。终于在某一天一趟客运列车，嘎然止步，停在石料堆放处，一大堆“忠字石”全部启运，送到成都。看到南去的列车，我们如释重负，这次重大的革命任务总算按时、超额完成了！

“敬建办”在各地选送的“忠字石”中，最终选中了石棉的红色花岗石作雕塑的基座，渡口的白色大理石作毛主席的身像。至于我们的那批“玉石”最终作何用途，我不甚清楚，无从也无权过问。后来每次去展览馆参观时，我都留意搜寻，但仅在楼梯扶手上看到了那些“玉石”的踪影。

三、千山万水的记忆—区调琐记

（一）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

“广元幅”是二区测队在四川龙门山地区完成的第一个1:20万区调图幅，地质成果十分丰富，对龙门山带的区调起到了先行和奠基的作用，好评如潮，有口皆碑。

“广元幅”1962年开幅，野外工作四年，加上报告编写跨时近五年，时间够长了，人员多达五、六十人，个个都算得上精兵强将，且那时区调刚起步，人们工作都小心翼翼，唯恐不符合（苏联）规范要求。观察线距严格不超过2—3公里，标本采集规格务求3×6×9或2×5×8厘米，一些页岩、片岩采集费尽周折，地层厚度换算须精确到小数后二位等等，其工作认真的程度恐是后来者难于企及的。

“广元幅”地层发育较全，各系的标准剖面工作程度较高，许多地层单位的名称都命名于此，沿用至今，经得住历史的检验。沉积岩地层专题研究报告，洋洋数十万字，研究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可是“广元幅”报告，寥寥数页，大量的实际材料被埋没，丰富的成果未内能得到充分的应有的展示。对后来使用者造成诸多不便，形成历史的遗憾。

据我所知，当时正处于文革前夕，极左思潮泛滥，“设计革命化”势不可挡，报告的“革命化”，演变成简单化，大势所趋，不可违背。还有，当时人人争当“无名英雄”，反对为个人“树碑立传”，不能为个人立“纪念碑”，所有工作者都不能留下大名，责任栏只能写单位或集体的名称，这种作法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然而这就是历史。

（二）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

有人戏称区调队的工人是“放气工”（指围着高压锅劳作），是他们起早摸黑安排好野外小组的生活，为地质技术人员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证，用他们平凡无声的劳动，铸成区调队的光辉业绩，他们功不可没。和我共事的工人众多，难以尽述，仅举二、三。

陈国强，来自苍溪，六十年代末期招入区调队，“平武幅”工作期间与我同组，担任后勤及重砂取样。他有着四川农民常有的勤劳朴实，无人区工作的辛劳从不叫苦叫累。1968年在青川毛香坝（即现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文县河的一处岩窝中，陈国强突发急病，只见他面色苍白大汗淋漓、腹痛难忍，卷缩在地下，急得我和同组的田时政等人束手无策。那里远距人群，离最近的伐木厂有二天的路程，沿途跨急流、过偏桥，就是打空手行走都是战战兢兢的，难于退走。情急之下只好把淘沙用的胶手套灌上开水，让他捂在腹部热敷，艰难苦熬，度过一劫。稍有缓解又坚持工作，直到出沟。收队后检查是胆道蛔虫，只好留在队部，在厨房工作仍十分出色。退休后回老家，终因旧病复发而早逝。

严道全，南充人，转业退伍军人，大约在1968年招入我队。1972—1977年松潘—漳腊幅期间多时和我在一起。他任后勤工作，服务细心周到，深得大家好评。每到一处帐篷下面总是铺上厚厚一层松枝树叶，睡觉犹如躺在“席梦思”床垫上一样，倍感舒适。搬来石板砍来树条做成简易的桌凳，使大家不至于席地而坐。搬家时不厌其烦扛着四、五米长的杉杆长途转移，为的是把帐篷绷得伸伸展展，风吹不倒、雪压不垮。有的地方找不到合适的石头砌灶，严道全就平地挖灶埋锅，陡坎处添柴加火，即便是狂风暴雨，也熄灭不了地灶的袅袅炊烟。细微未节，尽显光彩照人。1991年严道全退休返回原籍，务农至今。

李正田，名山人，转业军人，在区调队长期担任后勤工作。他身强体壮，酷爱打猎下棋，可以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我和他有过短暂的接触，那是在1990年夏天，木里县宁朗乡。李从小组返回分队（瓦厂）补充生活物质，荒山野岭、风餐露宿来回净走了六天，回来他从不诉说自己一路辛苦，只是觉得没为小组买到新鲜蔬菜而歉疚。于是李因陋就简把山下买来的魔芋在石板上打磨成浆，加上白碱竟熬制成了黑豆腐，让大家饱餐了一顿。殊不知黑豆腐越吃越“痨”人，剩余二块魔芋在小组转移时把它埋入荒坡丛林中，想必至今它也枝繁叶茂生生不息了吧！

1992年二分队在甘孜生康乡工作期间，已经是小组年度任务的最后一天，李只身外出，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全分队倾巢出动满山遍野搜寻二天，一无所获。随后，乡长到寺庙求指点迷津，打了一卦后，得到的回答说：这个人嘛活起在，你们找嘛找不到啰。令人欲哭无泪，疑窦丛生，可也无可奈何！李正田啊，你究竟在哪里呢？

（三）扎尕山作证

1972—1975年间，我带组多次往返在热务沟、扎尕山一带，红土乡的藏族小伙子尕让赶来四匹马协助我们工作。当时当地藏民都乐意为地质队驮脚，一则是跟着我们“旱涝保收”，远比在农村挣点微薄的工分强。二是自由，有空闲还可以挖药打猎有额外的收入。对我们来说有藏民的加入不仅解决了搬运转运之忧，同时还等于请来了向导和通司（翻译），到了一些村寨、牧场也便于沟通。顺便我们还可以学会一些藏语的日常用语。有了利益结合彼此配合更加默契。

小组大家都喜欢尕让，每天一早他就为我们备好马匹，带上干粮送我们上山，凡是能通行的地方尽量把马儿赶上，下午约好时间地点来接应我们，沉重的样品争着揹。每到住地打柴提水忙个不停。我们对他也关怀备至，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平等相待、情同兄弟，有好吃好喝都不分彼此。为此尕让对我们心存感激，一心想报答。听说我们想要桦木菜板他试图要回家砍倒桦树。想为我们改善生活他奔走在扎尕山的悬崖峭壁之间，追寻野物的踪迹，一双胶鞋都跑穿了，常常失望而归。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他追踪四、五个小时，终于打到了野羊一只，了却了他的心愿，也解决了我们缺菜少肉的燃眉之急。

次年，尕让在春暖花开的时节，把马儿赶到扎尕山，一边放牧，一边翘首期盼我们的到来。

（四）历史的轨迹——队部的变迁

五十年来二区测队、三区测队先分后合，合了又分，分了又合，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也有理，合也有理，然而多次的分合，队部辗转迁徙，区调队伍饱受折腾。

1962年新津—广元（河西区）、1964年广元—罗江（东山）、1978年罗江—名山（水碾坝）、1992年名山—华阳（通济桥）。一路走来历尽坎坷，留下历史的轨迹。

如果以大成都为圆心，走了五十年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点，真是历史的巧合，也算是落叶归根了吧！队部的变迁是历史的写照。无论是新津还是广元（更不用说当时分队所在的朝天和南江），队伍支离破碎，破旧的民房就是大家栖息之地，大有寄人篱下的感觉。1961年我到新津时，法院、师范学校、粮站、车站都住有区测队的人，四处分散，好似散兵游勇，连集中开会都找不到一处合适的地方。

在广元稍有改善，队部设立于一废弃的化工厂厂房内，是砖木结构的房子，四无关拦。虽在铁路旁边，但远离广元五公里以上，要上县城全都得步行，交通和通行深感不便。职工仍散居农房中。

罗江和名山大有改观，无论是二区测队和三区测队好容易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大队分队集中在一块，有了自己的办公楼房。据说地矿部有规定：野外队不能修建正规住房，只能搞工地建筑。“学大庆”“先生产、后生活”，住房只能“干打垒”—实际仍是工棚，房前屋后搭个棚棚就是厨房。还好每家都有了自来水，“方便”只有公厕甚是不方便。烧的是蜂窝煤。全队只有电视机一台，一到晚上，上百号人在食堂集中观看，真是热闹。周末有坝坝电影，风雨无阻，一放电影象是“盛大的节日”。

还有另一条规定：队部只有远离县城4公里（亦说3公里）以外，才能享受野外津贴，为了能得到那儿角块把钱，地质队望城兴叹，罗江离德阳县城远远的，水碾坝距名山县城也在4公里之外。享受到了野外津贴，得到了实惠，大家还是喜形于色，令地方上也羡慕不已。

随着队伍的“老化”，子女要读书就业，老者要就医外出，远离城镇的苦涩让人们苦恼、困惑。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地质部门向大城市靠拢的春风吹来，1992年区调队从名山迁到华阳，实现了区调人的苦苦期盼，有了正规的办公大楼，职工家家有套房，厨房厕所独立，客厅厕卧室分开，大家有说不尽的满足感。不只天然气、光纤、电话、网络入户，出门又可以公交代步，俨然区调人就是城里人。

1996年以后，队上又投入巨资对队部的道路、管线、照明、景观进行了改造，旧貌换新颜。如今的区调队楼房林立，遍地绿树成荫，四季鸟语花香，区调大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花园小区了。

我们坚信随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区调队的未来必将更加光辉灿烂，新老区调人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幸福。

四、门球十年——区调人的不老人生

区调门球队成立于1998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成长到成熟一恍又经历了十来个春秋。回想起1999年首次参加省地矿局在将军碑地质医院举办的门球比赛，区调队获得倒数第二名，而且这个第二名还是和物探队“发点球”（同分决赛）争来的。

门球队员都未曾想到，老了退休了还能奔向运动场。有道是：“想当年跋山涉水搞区调，看如今挥竿击球战沙场”。

时过境迁，经过十年的摸索，经过无数的失利，我们终于走出一片新天地。如今的区调门球队已经成为华阳乃至双流的一支劲旅，敢同强手一争高下，也曾战胜过一些省市知名强队。我们的足迹遍至温江、龙泉、都江堰、青白江、新津、邛崃、蒲江等地，为双流县当然也为区调队争得了荣誉，添了光彩。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勇敢顽强、出球技精湛的优秀球员。在地矿局系统内先后和402、106、109、108队多次交锋，取得不俗战绩。其实，胜负只是一时的，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友谊健康和快乐才是永恒的主题。我们记不住历次比赛的名次，但永远不会忘的是我们曾经参与。

由于区调门球队的不懈努力和良好表现，赢得了同行和上级的广泛好评，2007—2008年连续二年被双流县评为“文明和谐门球队”。

区调队的门球场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经过门球队员们的反复修整、精心呵护，堪称华阳、双流乃至全局一流的比赛场地已经形成。梧桐松柏成荫、山茶兰草相伴、平整的场地、舒适的座位令来者称赞不已。整齐的箱柜以及音响设施一应俱全。它们多是各单位的大力支持，有的是门球队员从家里拿来的。门球场的墙柱上“八荣八耻”赫然在目，“创建文明和谐门球队”的标牌高悬给人以鼓舞。“健康乐园可容男女老幼，鏖战沙场不分春夏秋冬”等对联是区调门球日常生活的生动写照。这些都营造出门球场浓浓的文化氛围。

门球的引进和发展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硕果之一。门球活动表面上看斯斯文文，胜似闲庭信步，参与其中才晓得比赛双方斗勇斗智、你争我夺、紧张激烈。门球虽不如三大球，乒乓球那样轰轰烈烈引人瞩目，但全国参与者有数百万之众，其组织遍布全国，它动静相宜、妙趣横生、安全经济深受中老年群众的喜爱。与其它中老年活动相比，它身、心、脑、手、足、眼并用，它讲究战术、整体配合、协同作战。它有全国统一的比赛规则，胜负判定准确无误。门球自身的魅力决定了门球运动必将生生不息，长盛不衰。

区调门球的今天离不开区调队各级领导的关心和帮助，我们有成绩得到充分表彰，遇到困难得到帮助。生态所、勘院、实验室、容大矿业公司等实体多次提供赞助，为我们免除后顾之忧。每当我们穿戴整齐鲜艳的运动服装，征战沙场时，倍加感觉精神焕发，老当益壮。

老一代的区调人，如今虽然不能在地质战线劳碌奔波，但他们在新的里程中以不同的方式谱写又一新篇章。在康乐、休闲、健康、快乐的各种活动中，为构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竭尽自己的努力。

门球十年，区调人的不老人生！